马克思国家观的历史演变

2026-11-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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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国家观的形成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社会政治学国家观,以《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为例,后期的政治经济学国家观,以《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的“五篇结构”计划为例。

  青年马克思承袭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国家观的特点是以“应然的国家”为尺度,批判实然的普鲁士国家。但也是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从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国家观逐步转向唯物主义的现实主义国家观。这一转变在《集权问题》和《〈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等著述中就已初露端倪。1843年,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提出“关于黑格尔对国家的具体历史形式和国家的抽象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观点”:“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黑格尔的“主谓颠倒”构成了他的“政治神学”。但是,“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在国家哲学根本问题(国家的存在和观念问题)上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

  约在1844年11月,马克思草拟了十一条提纲,后人称之为《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它与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所编的名目索引的要点一致,但相比《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的名目索引如“第二笔记内容索引”“第四笔记主题索引”更加鲜明,又与马克思打算写的《国民公会史》的著作相关。这个计划一直没有执行。其意义和价值相当于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它首次系统披露了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的研究计划。首先,这一计划不是研究一般的“国家”,而是研究具体历史的“现代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其次,整个计划涵盖现代国家的历史起源、本质结构和历史前景。最后,整个计划体现了唯物史观的辩证方法。联系马克思同一时期其他著作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克罗茨纳赫笔记》等,这一提纲集中表达了马克思社会政治学国家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提纲第一条分析了现代国家的起源。马克思将“现代国家”同“古代国家”划分开来,确定法国革命标志着现代国家的起源,即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分离。第二条分析了现代国家的本质。马克思透彻地分析了现代国家宣布的“人权”和制定的“宪法”,认为所谓的“自由、平等”无非是法律的“虚构”即拟制。“人民主权”也是这样。第三条揭示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与黑格尔针锋相对,认为政治国家以市民社会为历史前提,政治国家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而不是相反。对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的理解构成了马克思国家观的核心原则和方法。譬如,国家层面上的“普遍性”“公共权力”和“统一”具有虚构性质,而市民社会层面上的特殊性、私人利益和对立则是现实的。马克思将这一原则与方法贯彻于全部分析之中。第四、五、六、七、八(1、2)、九(1、2)条分析了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包括“代议制”,“立法”“执行”和“司法”的分权制,“民族”和“人民”“政党”“选举权”等项。最后,马克思提出了“为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的历史使命。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国家诚然是市民社会的异化,但市民社会也是自然社会(如家庭等)的异化,政治国家是异化了的市民社会的异化。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不仅要扬弃政治国家的异化,为实现政治解放而进行政治革命,而且要扬弃市民社会的异化,为实现人类解放而进行社会革命。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观的批判着力于两个基本点:一是揭露了法哲学和逻辑学之间的矛盾,既拆卸了逻辑学的思维工具,也消解了法哲学的思想体系;二是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上,颠倒了被黑格尔颠倒的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既然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马克思也就明确意识到,对政治国家的法哲学批判不应被移用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这就推动了马克思的学术转向:从研究政治国家转向研究市民社会,从法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然而,当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资本论》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即“市民社会”的批判时,马克思同样明确意识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应当被移用于对资产阶级国家上层建筑的研究。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现存三个写作计划:“五篇结构”“六册结构”“三卷四册结构”。其中最终完成的是“三卷四册结构”,没有“国家”这一部分,但是“五篇结构”“六册结构”都有这一部分。也就是说,马克思最终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重新研究现代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问题。马克思草拟了“五篇结构”计划,其中计划专门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包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等项,这个计划同样没有执行,但它集中表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国家观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方法。

  将资产阶级国家定义为“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体现了马克思在国家问题上的一贯主张。政治国家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被更新为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所谓“‘非生产’阶级”也就是官僚阶级,这个阶级表面上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和“公共权力”,实质上仅代表了资产阶级的私人利益和特殊权力。“税。国债。公共信用”诸项表明马克思试图研究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存在根据。“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诸项表明马克思试图研究资产阶级国家基于人口过剩即劳动力过剩和资本过剩所推动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趋向,为进一步研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即今天我们所谓经济全球化奠定历史的和逻辑的前提。这一理论构架对于我们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启发就是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理解。通常我们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将二者辩证关系理解为外在的决定和反作用的关系,好像二者并无交集,是两个相对分离的领域;但是,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经济基础通过渗透和附着于上层建筑之中,内在地决定了上层建筑。所谓一个阶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也会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就是这个道理。

  综上所述,马克思两个阶段的国家观各有侧重,但基本精神一致。马克思国家观既针对个人主义国家观(如契约论),也针对国家主义国家观(如黑格尔),它可以被定位于科学社会主义国家观,无论前期在市民社会基础上考察国家,还是后期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上考察国家。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研究各种国家历史形态尤其是现代国家形态,只是前期侧重于从社会—政治结构层面把握其历史—逻辑,后期侧重于从经济—政治结构层面把握其历史—逻辑。

  总体来说,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逐步走出思辨哲学,走向实证科学,马克思社会政治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是实证科学批判。“市民社会”是理解马克思前期国家观的一个关键性概念,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理解马克思后期国家观的一个关键性概念。这两个概念具有一致性结构。但以后者去取代前者是一种理论的进化。前期所谓普遍等级就是政治国家层面的等级(官僚等级)将会延续到后期资产阶级国家分析中,特殊等级(私人等级)就是市民社会层面的等级(地产等级、工商等级、无产劳动等级)即后期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家是社会的异化并最终复归于社会,但是,国家复归社会不是复归于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复归于人类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联合体,它是真正的人类共同体。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编辑:王志强(报纸)赛音(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