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锳先生(1916—1998)是我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他的学术视野相当开阔。这一特质的形成,根植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兼容并蓄的学术土壤,成型于严谨的跨学科训练,体现在李白、《文心雕龙》两大重要研究领域。上承乾嘉学派,下接现代学术思潮,在传统与现代、海外与本土、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不断探索、超越,走出了自己的一条学术之路,形成了鲜明的学术品格。
詹锳先生在李白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论著,包括《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及其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李白诗文系年》运用考据手段,以史证诗,对李白诗文进行系年,以期还原李白诗文创作的心路历程与创作轨迹,奠定了现代李白研究的重要基础。薛天纬《八里桥畔论唐诗》说“现代李白研究的学术基础正是由此而奠定,甚至编年体的李太白集也可以说滥觞于此”。《李白诗论丛》被詹锳先生称为《李白诗文系年》一书的副产品,收录了8篇李白研究论文及一张地图,是对《李白诗文系年》的拓展和补充。1996年出版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集集校、辑注、集评于一身,兼及系年、辨伪以及版本、校勘等内容,是李白诗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詹锳先生还发表多篇李白研究论文,涉及李白生平考索、李白集版本、作品辨伪等多个方面,以求还原其诗歌的本来面目。
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同他的李白研究并驾齐驱,共同奠定了他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刘勰与〈文心雕龙〉》《〈文心雕龙〉的“风格学”》《文心雕龙义证》等著作是他龙学的代表作。詹锳先生是最早致力于李白集版本研究的学者,他的《文心雕龙》研究亦从版本入手。他撰著《文心雕龙义证》的目的十分明确:“全书以论证原著本义为主,也具有集解的性质,意在兼采众家之长,而不是突出个人的一得之见,使读者手此一编,可以看出历代对《文心雕龙》研究的成果,也可以看出近代和当代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有哪些创获。”在《文心雕龙义证·序例》中又说:“我们要像清朝的汉学家研究经书那样,对于其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利用校勘学、训诂学的方法,弄清它的含义。”这些集中体现了他撰著《文心雕龙义证》的基本治学态度与研究方法。《刘勰与〈文心雕龙〉》是中华书局1980年“中国文学史知识读物”小丛书之一种,虽属于普及读本,却凝聚着詹锳先生对《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整体观照,浓缩了他对《文心雕龙》研究的精华。《〈文心雕龙〉的“风格学”》在遵循《文心雕龙》原书的本来面目前提下,用现代心理学理论验证刘勰的风格理论,用现代美学观点阐释刘勰的风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刘勰的风格理论在当下的有效性问题,是值得借鉴的成功尝试。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在观念、路数与方法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以“无征不信”的实证精神索解义理,以现代的学术观念发掘古代文论的理论内涵及其价值,自觉尝试探究并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呈现出学术大家成熟的研究品格。
詹锳先生学术理念的形成,与其求学和从事教育心理研究的经历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先后在南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硕士、博士学位,教育心理学在美国属于自然科学,因此他受到了严格的自然科学研究的训练。回国后,他被分配到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前身),任心理学副教授,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巴甫洛夫心理学观点的历史探讨》《巴甫洛夫对心理活动和心理学的看法》《从心理学的对象看心理学的科学性质》等论文,还曾与人合译苏联学者鲁季克(pyduk)的《心理学》教科书。这段求学和教研的经历塑造了他的科学精神。虽然詹锳先生1961年转回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是科学治学的精神已经植根于他的学术理念之中。
科学精神是学术研究的灵魂,具体到古代文学研究,就是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问题。詹锳先生从心理学转向古典文学研究之后,始终秉持科学研究的理念。在他看来,文学研究是人文科学,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与文学创作有本质区别:创作是创作,研究是研究,两者具有不同的属性。他明确指出,文学研究是科学,必须运用理性的、逻辑的、科学的方法来探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文学中的问题。詹锳先生总结自己的治学方法“是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
詹锳先生对李白诗文的系年考证,充分体现了其科学治学的精神。他对每一篇作品的考订,都是先梳理前贤观点,考辨相关史实,然后进行文本细读。以其对《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的系年考证为例,詹锳先生首先辨析旧说,指出《方舆胜览》和《湖北通志》引《金石存佚考》谓“韦太守”为韦景骏或韦延安之无据。复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七十四上韦氏彭城公房有名良宰者一人,“以其行辈度之,当在斯时,则良宰即韦太守之名”,推定江夏韦太守即韦良宰,解决了韦太守之名的千年疑案。又引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之说,佐以李白诗内证,断此诗为李白遇赦自夜郎归至江夏的秋季所作,证实了王琦系此诗于乾元二年(759)说法的合理性。再辩胡适《白话文学史》以此诗是“有人伪作他自序的诗”的不可信:“全诗已见《文苑英华》,且与白之生平一一吻合,当非伪作。”三个层面的工作环环相扣,互为支撑,思维严密,考证严谨,得出的结论坚实可信。
詹锳先生治学坚守“无征不信”的理念。这一理念定型于詹锳先生青年时期的李白研究中,他在1945年刊发的《李诗辨伪》一文中明确标举“无征不信”的准则,该文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初他任教浙江大学湄潭分校时期,后收入《李白诗论丛》。文章中说,“余为斯文,或于前人甄辨者再为补正,或就诗中含义与实事互相抵牾者,反覆申辨,胪陈往说,无征不信,专辄之弊,庶可免焉”。所有的判断必须立足于文献证据,绝不能凭空臆断。彼时詹锳先生年仅二十八九岁,已在李白诗文真伪考辨领域形成成熟的方法论。
20世纪60年代,《文心雕龙义证》正式启动编撰,詹锳先生在“序例”开篇便确立总纲:“本书编写的总原则是‘无征不信’。笔者希望能比较实事求是地按照《文心雕龙》原书的本来面目,发现其中有哪些理论是古今中外很少触及的东西,例如刘勰的风格学,就是具有民族特点的文艺理论。”步入晚年,面对古典文学研究普遍存在强行现代化古人、脱离文本随意引申的风气,詹锳先生屡次撰文、授徒,反复重申自己对“无征不信”理念的坚持:“我目前从事的是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考据之学。我对于辞章之学的理解,也常常是通过考据来论证,总是‘无征不信’。我觉得在当前研究古典文学,一方面要打破传统的辞章之学那老一套,一方面也不要把古人的文学理论现代化,把古人美化成现代人,或者是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古人,那样都不是研究学问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撰《李诗辨伪》,至20世纪90年代晚年谈治学,跨越半个世纪,詹锳先生“无征不信”的理念一以贯之,从未动摇。
詹锳先生治学,终身奉行“无征不信”的方法,但并非墨守成规、盲从权威,更不是故步自封、拘守旧说。在其60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他始终秉持独立的学术判断力,不迷信名家权威,不轻视晚学后进,不满足于阶段性成果,总是以开放心态吸纳新知,在传承与突破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学术品质。
李白诗文传世千余年,伪作羼入、篇目归属混淆。元代萧士赟、清代王琦等名家注本虽有廓清,但仍遗留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詹锳先生的《李诗辨伪》考辨诗作十六首,又有《李白〈菩萨蛮〉〈忆秦娥〉词辨伪》及《李白诗文系年》后附的《存疑之作》二十篇,通过核验时代史事、梳理文献源流以及与李白诗歌风格的对比,将诸作品归入可疑诗作行列。其中,《猛虎行》和《菩萨蛮》《忆秦娥》词真伪之争分歧最大,詹锳先生不迷信成说,据理力辨其为伪作。
詹锳先生对于《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真伪的考辨同样彰显了他不迷信成说的态度。纪昀、黄侃等人皆判定《隐秀》篇四百字补文为明人伪托,詹锳先生却通过版本源流、字句特征等方法进行考证辨析,先后撰写《〈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再谈〈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等论文,系统论证补文并非明人伪托。詹锳先生不仅辨析补文的真伪,更解决了历代名家均未厘清的细节疑难。元至正本《文心雕龙·隐秀》缺四百字补文,且无“晦塞为深,虽奥非隐”八字,詹锳先生综核元明诸本,断知此八字为宋本原有文字,元刊脱漏,至晚明曹批梅六次本始据宋本补缀,并非明人凭空伪增。这一历来无人厘清的学术疑点,直至詹锳先生才得以彻底明晰。詹锳先生既有“辨伪”,也有“证真”,足见他敏锐的学术问题意识与超凡的考据功力。这种敢于突破权威桎梏、敢于挑战百年定论、敢于坚守学术真理的治学品格,正是其超越前贤、卓然成家的突出特质,体现出詹锳先生突破前贤局限、求实求真的学术超越精神。
詹锳先生的学术研究,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师前贤而不泥古,法西学而未失本,詹锳先生因此形成阔大的学术格局,进入高远的学术境界,呈现出崭新的学术气象。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