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恩格斯停顿”:探索共创共享的智能经济发展之路

2026-11-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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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深刻重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大幅跃升。”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人工智能(AI)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展现出巨大增长潜力的同时,也引发了对AI版“恩格斯停顿”的广泛担忧。这就要求我国在“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的指引下,探索出一条共创共享的智能经济发展之路。
  “恩格斯停顿”的形成机制
  “恩格斯停顿”是英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于2009年提出的概念,用来概括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描述的技术革命对收入分配的影响。18世纪后半期,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在促进生产力极大发展和财富显著增长的同时,却造成工人收入的长期停滞——人均产出增长快于实际工资提高,国民收入中的劳动份额急剧下降,导致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主要流向资本一方。
  实践表明,从技术发明到生产力变革,再到生产关系的调整,是一个非对称性的动态过程。起初,珍妮纺纱机的使用减少了纱的生产费用,进而降低布匹价格、增大对布匹的需求;需求的上升又需要更多织工,并提高他们的工资。随着机器的改进和水力的应用,直至蒸汽动力的普及,机器劳动战胜手工劳动并反过来排挤工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英国工业后来的全部历史所叙述的,只是手工劳动如何把自己的阵地一个跟一个地让给了机器”,“由于分工,由于机器的应用和自然力的利用,许多工人就没有工作做”,最终形成庞大的无产阶级。于是“一方面是……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而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加迅速地增长,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陷入贫困的境地。在当时的英国,资本和财富掌握在私人手里,资本雇佣劳动以期尽可能多地获得剩余价值,从而使机器被“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雇佣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由用于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异化为迫使工作日不断延长、劳动强度持续提高的手段,“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因此,“恩格斯停顿”揭示了对抗性分配关系的根源,在于生产条件本身的分配,即技术或机器的资本占有和资本主义应用。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趋势
  从AI对劳动者的影响来看,第一,较之传统机器体系,AI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目的性、适应性等人类劳动的基本特征,实现了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双重替代。今年3月,Anthropic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计算机程序员、客服代表、数据录入员、医疗记录员、市场调研员与营销专家、销售代表、财务与投资分析师等包含较多脑力劳动的职业AI观测暴露度较高,容易被替代;该研究还提示,由于招聘放缓,22—25岁的年轻人在高暴露职业中的就业率出现明显下降。第二,AI可以对劳动过程实施更为精准和持续的监控,增加劳动强度。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工人已经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转化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AI更能通过数据提取、分析和优化,利用算法实现对劳动者严苛的规训和管理。比如,外卖平台凭借算法能够精细化控制配送流程,不但任务时间精确到分钟级甚至秒级,还能压缩连续派单间隙,加快劳动节奏。又如,Amazon正在利用算法追踪工人操作的各个环节,自动警示和解雇绩效不达标的员工。第三,训练AI离不开大量繁重劳动,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包括数据标注、内容审查、结果校准等,被外包给了不受本国劳动法保护的数以百万计的“幽灵工人”,正是后者高强度、低报酬的“人工”劳动,才使AI成为可能。由此可见,AI通过劳动替代、过程监控、全球套利等机制,有可能扩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就AI对资本的影响而言,人工智能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力量。AI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高度依赖在模型、算力、电力等方面的巨额投入,国际清算银行在《2026年度经济报告》中指出,2025年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为美国实际GDP增长贡献了约1个百分点;2025—2026年,Alphabet、Amazon、Microsoft和Oracle等云服务商在人工智能相关资本支出上的花费预计合计超过1万亿美元。进一步地,云服务商还借助循环融资与OpenAI、Anthropic等AI实验室,以及Nvidia、AMD等芯片制造商深度绑定,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和强大的垄断势力,使人工智能红利长期被这些掌握或能够吸引大量资本的科技寡头攫取和占有。在今年6月SpaceX上市前,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市值已经占到股市总市值四成以上;如果OpenAI和Anthropic如期完成估值超万亿美元的IPO,人工智能企业市值占比将突破股市总市值的一半。正因如此,企业界也对AI发展速度过快表示了担忧,认为动荡的时代已经到来,人工智能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是最糟糕的不平等来源。
  超越“恩格斯停顿”的中国方案
  根据经典作家的分析,既然“恩格斯停顿”的根源是技术或机器的资本占有和资本主义应用,那么,要超越“恩格斯停顿”就必须积极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我国能够扬弃狭隘的资本逐利思维,将模型、算力、电力等人工智能时代的关键生产条件置于社会可控范围之内,进而提出发展新理念、探索实践新路径、实施治理新措施,引导人工智能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共同富裕。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提出的“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为我国探索出一条与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智能经济发展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是坚持开源共享。与美国闭源垄断的商业模式不同,我国通过打破技术藩篱,推动共享、协同与共创,可以避免大模型的重复开发,减少使用成本,降低创新门槛。近年来,全球用户正越来越多地选择使用我国的开源大模型,极大增强了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的国际认可度和影响力。二是夯实AI基础设施。美国主要以科技寡头主导,金融资本深度参与,在少数地区集中建设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我国则利用制度优势,坚持国家战略引领,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合理统筹区域与城市发展布局,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深入推进算电协同、算网融合,真正实现算力普惠,更好地服务各类新应用、新场景、新业态。三是推动AI赋能千行百业。美国AI企业受资本裹挟,追求高估值、高回报,不断挤出其他产业发展资源。而我国正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推动AI技术广泛融入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形成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让全社会共享AI发展成果。四是筑牢安全底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研判并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劳动者的影响,建立AI就业影响评估和监测预警机制,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强化反垄断和算法监管,维护市场公平竞争,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完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防范滥用恶用,侵害公众权益。五是引领全球治理。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加强各国在AI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对接协调,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积极弥合数智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编辑:问严锴(报纸)齐泽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