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报》薪火赓续90年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卢兆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

2026-11-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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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考古学报》创刊90周年。
  1936年,这份以《田野考古报告》之名破土而出的学术期刊,历经《中国考古学报》的沿革,于1953年正式定名《考古学报》。九十载弦歌不辍,与中国考古学同生共长,被学术界誉为“中国考古学的门面”。99岁高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卢兆荫,曾任考古研究所编辑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冯时,长期担任《考古学报》副主编,是中国天文考古学的开创者。两位学者一为刊物的前辈守护者,一为刊物的当代把关人。值此九秩华诞,本报记者采访了这两位与《考古学报》渊源深厚的学者,共同回顾一刊与一门学科的九十年同行之路。
■冯时
■卢兆荫
■《考古学报》复刊的封面
  弦歌九秩 与国同行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术界常说,《考古学报》的历史,几乎就是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从1936年的《田野考古报告》,到1953年定名《考古学报》,再到停刊与复刊,每一步都与国家命运、学科走向紧紧相连。请简单介绍这份刊物的历史。
  卢兆荫:1921年,仰韶的发掘,是由瑞典人安特生负责的,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1926年,西阴遗址的发掘是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正式考古发掘的开始,2026年正是其发掘100周年。1928年,殷墟正式开始发掘后,中国考古界集中关注殷墟的发掘,诞生了以发表殷墟发掘成果为主要内容的《安阳发掘报告》。随着殷墟考古工作的深入,学者视野也渐渐跳出殷墟,在全国多地开展了考古工作。于是,《安阳发掘报告》的模式已经不适应考古事业的发展,《田野考古报告》应运而成,成为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
  冯时:《田野考古报告》首次出版时,李济任总编辑,傅斯年、董作宾、梁思永、徐中舒参与编辑。我翻过创刊号,卷首发刊词《编辑大旨》就是李济写的。他开篇就讲,“田野考古工作,本只是史学之一科”。又说,“健全的民族意识,必须建筑在真实可靠的历史上;要建设一部信史,发展考古学是一种必要的初步工作”。这就把刊物,也把这门学科的根本方向定下来了。
  在老一辈的观念里,《考古学报》发资料、发报告,不发论文。我年轻时曾请王仲殊给学报写论文,他说:“我不给学报写论文,学报都是发报告的。”这正是创刊时以材料为主的传统留下的印记。比如,第一册里刊发的都是实际的考古调查、清理或者发掘报告。但从1947年《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起,开始同时刊发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这个体例一直延续至今。因此,《考古学报》办刊宗旨里很要紧的一条,就是求得材料与研究的平衡——考古学是实证科学,靠材料说话,“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但只堆材料、不做研究也不行,二者不可偏废。
  《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物经历停刊与复刊,最终走向正规化,最关键的节点有哪些?
  卢兆荫:《考古学报》1953年定名,1966—1971年期间停刊。1971年,《考古》和《考古学报》复刊,安志敏为两刊复刊做了大量工作。1972年那一期复刊号,分量很重。
  冯时:我特意带来了1972年的复刊号。那一期刊发了郭沫若的《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还有朱德熙、裘锡圭的《战国文字研究(六种)》。竺可桢这篇文章,把中国几千年的气候变迁体系打通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沿用这个体系。一本刊物在复刊的第一期就能拿出这样的文章,它的学术追求不言自明。也是从1972年起,《考古学报》换上了素雅的蓝色封面,一用就是半个多世纪,或是体现了某种坚守。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些重大考古成果在《考古学报》和《考古》两本刊物上都有刊发,同一成果在两本刊物刊发是否各有侧重?
  卢兆荫:考古材料的公布分三个阶段:先发短、平、快的简报,多登在《考古》这样的月刊。《考古学报》的部头决定了它的品格。它发的是“中型报告”和阶段性、成体系的研究,一篇文章常常三四万字。
  冯时:《考古学报》上发表的论文是学者深入研究得到的成果,更能体现中国考古学厚重的学术底色。我们讲“十年磨一剑”,一个学者一辈子有一篇里程碑式的成果已属不易。《考古学报》坚持自己的发表节奏,刊发的多是经过长期沉淀的成果,这本身就是对学术规律的尊重。
  文以载道 器以传薪
  《中国社会科学报》:冯老师,您长期担任《考古学报》副主编,在您看来,哪些成果最能代表这份刊物的分量?
  冯时:我们刊物上的代表性成果数不胜数,如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唐兰研究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文章,宿白的《云冈石窟分期试论》,杨泓分上下两篇的《中国古代的甲胄》。夏鼐也把最新的见解先发在《考古学报》,他的《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结合曾侯乙墓漆箱和宣化辽墓星图,回应了国际科学史上争论已久的二十八宿起源问题,当年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当然,我最想提的是张政烺。他1973年发《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1980年又发《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西周青铜器铭文里那些由数字组成的“奇字”,宋代人看不懂,历代猜测不休,张政烺把它读出来了——那就是《周易》的易卦,是数字卦。
  我个人评价,这是研究古代文字与古代哲学重要的文章之一,它把易学的体系从出土文献中揭示了出来。沿着这条线索,今天我们已经能把易卦的源头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前——上山文化发现了距今8500年、以阴阳爻写就的卦画,跨湖桥文化则出现了数字卦。当然,这类史前刻符的释读,学术界仍在讨论,但张政烺奠定的基础是公认的。考古学不只是挖墓、整理坛坛罐罐,它重构的历史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不仅要知道古人怎么生活,更要知道古人怎么思考。正是这些富于前瞻性的研究,引领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20年科技考古、多学科交叉迅速发展,考古学的边界不断拓展。《考古学报》如何展现考古学发展的守正与创新?
  冯时:我常说自己是个“保守”的人。我们从不拒绝新技术,碳十四测年是夏鼐最早引进来的。但我不赞成过分强调考古学的“学科独立性”。李济当年反对把考古与历史“强分为两科”,警告“与史学绝缘的考古学是不能有多大进步的”。地层学、类型学只是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远不是全部。要综合历史学、科技史、哲学,兼收并蓄。
  在选题上,《考古学报》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追热点。与其追热点,不如通过扎实的成果让自己成为热点。我们看重的是汇集资料、扎实考证的传统史学功夫。守正才能创新,我们主张先把“正”守住,再谈创新。
■《考古学报》复刊的目录
■《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封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者办刊”是《考古学报》一贯的传统。深厚的学术积累对办好一份专业期刊,究竟意味着什么?
  冯时:专业期刊必须学者办刊,否则会出现学术常识上的硬伤。主编、编辑的学术视野,直接决定刊物的水准。我们改稿有一条原则:尊重作者的文风,能不动尽量不动,绝不把别人的文章改成自己的腔调;要改,只改真正的硬伤,而且要有根有据,改完一定请作者过目。读懂一篇文章其实很难,作者推敲一个字、安排一处材料,都是有用意的。
  鉴知往来 再谱新篇
  《中国社会科学报》:90年间,考古学者通过在《考古学报》上发表论文成长起来。编辑部如何在“名家重镇”与“青年新锐”之间保持平衡?
  冯时:《考古学报》不看作者背景,只认文章质量。研究生的稿件,若是论据充足、材料丰富,我们一样发;知名学者的稿件,若是与《考古学报》风格不合或是存在硬伤,我们一样退。我们实行匿名外审,但它也有弊端——有创见的稿件,遇到保守的审稿人有时会通不过;但两相权衡,制度还是要坚持。刊物不是刻意“扶持”谁,而是给每一篇好文章公平的机会,年轻人自然就成长起来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时代,要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考古学报》应扮演什么角色?
  冯时:考古学是最“中国化”的一门学问。地层学、类型学虽是近代从西方学来的,但“考古”这个词是我们自己的,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就用了“考古”一词,其背后是源远流长的金石学传统。今天,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点在概念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的基础是概念,话语从文字来,概念不是中国的,话语就不可能是中国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更无从谈起。我们长期处于“用汉字学西方文化”的状态,字是汉字,承载的概念、是非却多是西方的。就说“文明”这个词,很多人以为它是英文civilization的对译,可现代意义上的civilisation,学术界通常认为最早见于法国米拉波侯爵1756年出版的《人类之友,或人口论》;而“文明”是中国固有的概念,《易传》《尚书》里就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历代沿用不绝。中国人讨论文明,从先秦一直到清代,没有中断过。我们为什么要丢掉自己固有的概念,捡一个18世纪才产生的外来概念呢?近年,我提出,文明和国家并不是一回事,西周大盂鼎铭把建立国家称作“作邦”而不叫“文明”,因此探讨文明起源不等于探讨国家起源。这些都需要从自身文明的概念体系出发,重新构建。《考古学报》坚持刊发扎实的考证文章,对拿外国概念硬套中国材料的文章保持警惕,就是在为守正把一道关。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向未来,您二位对《考古学报》发展有怎样的期待?对青年编辑有哪些嘱托?
  冯时:刊物发展应坚持实事求是。我们以文章论高下,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搞虚头巴脑、自己都没弄明白的理论。当前,数字化是趋势,我们也上网,也拥抱新技术,但归根到底要靠稿件质量。刊物定位在学术的最顶端,是有门槛的,它不仅是考古研究所的门面,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乃至中国考古学的门面。把质量关把住,中国考古学的故事自然就立得住、传得开。
  为了把好质量关,年轻一代的编辑,要先“一专”,再“多能”。一开始就求“多能”,只能成为万金油;先在一个方向钻深,再逐步拓展,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型编辑。作者的稿子,审稿人有时匆匆看过,倒是编辑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大量错误最终是靠编辑拦住的。如果编辑不做研究、没有学养,刊物质量只会越来越低。同时,我们也要包容青年编辑,给予他们一定的成长空间。
  卢兆荫:编辑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文章传世,嘉誉归于作者;偶有疏失,责任首先在编辑。这就要求编辑甘于奉献、一丝不苟。在我看来,做学问、办刊物,道理是相通的:守住本分,实事求是,对材料负责,对历史负责。希望年轻人能耐得住寂寞,把这个传统接下去,讲好中国考古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班晓悦
【编辑:韩卓吾(报纸)齐泽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