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身世、性情迥异的人物，在后世拉美作者的阅读与改写中不断获得新的含义，爱丽儿一度成为精神生活的理想化身，卡列班则从粗鄙与物欲的象征，逐渐成为理解拉美自身经历的代表。借助来自欧洲的文学人物，拉美作家表达自己珍视的理想，也讲述这片土地的生活与历史，使遥远舞台上的故事与身边的世界相互映照。沿着两个角色含义的变化，可以窥见拉丁美洲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世，又如何设想自己的未来。

　　我们是谁

　　19世纪初，西属美洲大部分地区先后取得独立，但这片大陆上读书、写作所用的语言、学校传授的知识以及文学趣味的养成，仍与大西洋彼岸息息相关。对于许多受欧洲教育的拉美知识分子而言，欧洲是重要的思想参照，而美洲自身的山川风物、人情世态，也需要他们自己亲身体察。1891年，古巴思想家何塞·马蒂（José Martí）发表《我们的美洲》，把目光投向美洲的土地与人民，主张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治理国家，还提出认真讲授自印加以来的美洲历史。他以嫁接作比，提出可以吸收世界的经验，而树干应当属于美洲自己。这个比喻十分切近当时美洲作家的处境：他们既沿用欧洲传入的语言与文学传统，同时又希望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充实它。

　　19世纪后期，美国的工业发展与物质繁荣引发拉美的关注。尤其是美西战争后，拉美知识分子在思量本地区前途的同时，更加关切国家实力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关系。他们希望借鉴美国的发展经验，同时又担心效仿美国会使拉美失去自身的文化特色。欧洲文学与艺术所涵养的趣味，在这样的思考中仍然为一些作者所看重，也成为一些作者理解美洲文化的重要依据。

　　我们是爱丽儿

　　1898年5月20日，美西战争仍在进行，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发表文章《卡列班的胜利》。他笔下的美国，遍布钢铁与巨石筑成的城市，人们追逐金钱，将理想寄托于交易所和工厂，卡列班在这里象征着令诗人忧虑的物质文明。达里奥声援遭到美国攻击的西班牙，推崇重视文学、艺术和精神修养的拉丁文化传统。在他的想象中，拉美与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分享着这一传统，美洲可以凭借这份文化亲缘，确认自身所看重的价值。在文章结尾，“米兰达永远会钟情于爱丽儿”与“我的拉丁灵魂”彼此呼应，将力量的胜负与精神上的选择区分开来。此时，卡列班被放在了“我们”的对立面，爱丽儿则寄托着诗人对精神生活的眷恋。

　　两年后，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出版散文《爱丽儿》，将作品献给“美洲青年”。全书围绕一场告别演说展开：一位被学生称为“普洛斯彼罗”的老师，在爱丽儿的青铜雕像旁向青年们讲话。莎士比亚原剧中为主人服役的精灵，在此处化身为一种值得追求的文化人格。罗多赋予他理性、审美与高尚的情感，将其与卡列班所代表的世俗欲望进行对照。在演说中，老师讲了一个国王的故事：国王的宫殿向人们敞开，却为自己保留了一间独处的房室，容纳沉思与梦想。这个寓言寄托着罗多对精神生活的珍视。面对日益细密的职业分工，他担心，一味强调实用的教育会使人的能力愈发平窄，因而希望青年在承担职业与社会责任的同时，为阅读、思考与艺术保留时间。如同宫殿中那间独处的房室，人的内心也应当容得下超出日常功用的志趣，让思想与情感拥有发展的余地。

　　在这样的论述中，“拉丁精神”意味着一份有待继承和培育的文化遗产。古希腊的审美与人格理想、欧洲人文传统，为罗多提供了重要资源。他把希望寄托在受过教育的拉美青年身上，期待他们通过自身修养承担引导社会的责任。这种期待带有鲜明的精英色彩，也体现了他借文化教育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涵养社会风尚的愿望。在老师对青年的嘱托中，个人修养、文化传承与社会责任彼此贯通，爱丽儿由此成为一代拉美人面向未来的瞻望：美洲可以凭借自身珍视的文化传统参与现代文明的建设，在物质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持精神生活的丰厚与独立。

　　不过，罗多借两个角色的对照说明值得追求的人格，而莎士比亚原剧中的卡列班，也曾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岛上的声响与梦境。这个被视为粗野的人物，有着自己对土地的感受和记忆。到了20世纪后半叶，一些美洲作者更加留意他的身世与言语，岛上的主仆关系、他对土地的熟悉以及从主人那里学来的语言，这些都成为理解美洲自身经历的线索。

　　我们是卡列班

　　1969年，马提尼克作家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出版《一场暴风雨》，重写莎士比亚的戏剧，使原剧中的主仆关系成为殖民经历的写照。爱丽儿与卡列班都渴望自由，却选择了不同的反抗方式：爱丽儿主张以非暴力的方式唤起主人的良知，卡列班则主张奋起反抗，立即结束奴役。面对普洛斯彼罗，卡列班提起两人初遇的往事：主人刚到岛上时，曾向他学习如何辨认树木、果实和季节。如今，这位昔日的求教者却以文明的传授者自居，将熟悉土地的人斥为野蛮的奴仆。卡列班拒绝接受主人强加的名字，要求对方称自己为“X”，意为“姓名被夺走的人”，以此控诉自己的身份遭到剥夺。

　　1971年，古巴诗人和批评家罗伯托·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Roberto Fernández Retamar）在《美洲之家》杂志发表长篇评论《卡列班》，把这一人物确认为“我们的美洲”的象征。在他看来，卡列班被夺去土地、沦为奴仆又奋起反抗的经历，写出了拉美人民熟悉的命运。那些曾被称作“野蛮”的人，同样是这片土地上文化的创造者。从他们的生活和经历出发，美洲也能够为自己的文学与艺术找到值得表达的内容。

　　卡列班在莎士比亚原剧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大意为：你教会我语言，我从中得到的益处，是懂得怎样咒骂。雷塔马尔借用这句诅咒说明拉美与欧洲语言之间的关系。西班牙语、法语等语言从欧洲来到美洲，经过世代使用，已经成为当地人讲述生活、表达思想的语言。人们用它们写诗、讲故事，记述历史，也逐渐带上了这片土地自己的印记。在雷塔马尔看来，这些语言以及与之相连的思想资源，也已经属于美洲。卡列班的台词揭示了一种语言得以延续的方式：习得它的人，从此拥有了运用它的自由；美洲文学与欧洲传统的联系，就在这样的使用与创造中有了自己的面貌。

　　在雷塔马尔笔下，爱丽儿和卡列班同样受到普洛斯彼罗支配，可以成为共同争取自由的伙伴。爱丽儿仍然代表着知识与精神生活，但他与卡列班的关系已经改变。罗多劝勉青年追求高尚的人格；雷塔马尔则将爱丽儿视为知识分子的象征，让他面对实际的抉择：继续为主人效劳，还是与卡列班并肩反抗。

　　从达里奥的《卡列班的胜利》到雷塔马尔的《卡列班》，七十余年间，卡列班从一个受到拒斥的形象，成为一些拉美作者认识自身的象征。达里奥借他描绘自己所警惕的美国物质文明，雷塔马尔则从他的身世与言语中，辨认出“我们”的历史；沿用的是同一个人物的名字，改变的是人们理解自身的依据。爱丽儿所寄托的精神理想与卡列班所承载的历史经验，也随着这些阅读彼此参照，使美洲的自我想象兼有对未来的期许与对自身生活的体察。

　　莎士比亚留下的两个角色，在远离原作的时空中持续获得新的意义，既得益于经典本身的丰富内涵，也来自后来作者的生活经验与艺术创造。精灵的轻盈与岛民的诅咒，经过美洲作家的讲述，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分量。读者从这些形象中感受到的，既有欧洲文学的回响，也有美洲的记忆与愿望。经典在这样的交流中成为共同的思想与艺术资源，拉美也以独特的经验，参与了世界文学关于自由、尊严与人的处境的讨论。

　　（作者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浙江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