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时节,正是收获的季节。中国与西班牙,两个拥有灿烂文明的国家,在互鉴中不断加深理解。南昌与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一座是以“敢为人先”的英雄气概书写现代中国精神图谱的城市,一方是以“理想主义”的文学想象与绵延的大学传统滋养西班牙的文化根脉。两地在高校合作、语言教学、区域研究、经贸合作、科技创新等领域存在相似关切和互补需求,这为一场跨文明对话提供了自然起点。10月30日,在江西南昌举办的2026“中国—西班牙文明对话会”期间,多位学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谈道,知识界自主搭建平台、确立对话机制,有助于为两国文明对话从“事件驱动”转向“机制驱动”提供思想支撑和知识公共产品。
从战略共识到可落地成果
当前,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入落实关键年。如何将政治共识转化为可持续机制、将互补优势转化为具体合作,并使双边关系依托经济社会文化联系而超越政治周期波动,是“中国的西班牙研究”与“西班牙的中国研究”需要共同回应的现实命题,也是两国学术界努力的方向。
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不同文明如何在差异中建立信任、在交流中形成共识?中西两大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相遇,中西文明对话的关键在于实现机制化、汇聚跨学科视野,并最终推动其转化为持久合作。在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王丽萍看来,会议由南昌大学西班牙研究中心与卡斯蒂利亚-拉曼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共同发起,表明知识界正自主搭建交流平台。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法律与社会科学学院当代史副教授、汉学家劳尔·拉米雷斯·鲁伊斯(Raúl Ramírez Ruiz)在谈及对话会机制对西班牙汉学转型的意义时表示,这一机制值得推广,“交谈是实现相互理解、开展文明互鉴的前提”。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拉曼查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孔子学院院长海梅·莫拉莱达·莫拉莱达(Jaime Moraleda Moraleda)对本报记者表示,对话会机制正以两校关系为桥梁连接两国:既交流各自研究,也共议两国关系的未来。该校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教授马蒂亚斯·巴尔奇诺·佩雷斯(Matías Barchino Pérez)则从学科视角补充道,对话会汇集历史学、经济学、语言学、文学等不同视角来探讨同一问题:如何把相互了解转化为持久合作。
王丽萍告诉记者,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意味着中西关系从“事件驱动”转向“机制驱动”:两国建立外交战略对话机制,拟由两国外长主导,涵盖双边、地区与全球议题,为高层会晤提供制度化安排。合作文件覆盖经贸、教育、农食、科技等领域,表明合作已从货物贸易延伸至规则、标准与人文领域。
鲁伊斯从政治周期与双边关系韧性角度补充说,无论选举和政治周期如何变化,西班牙都将是中国在欧盟的好朋友之一。历史上,中欧关系中的全球领导力、投资能力和技术优势长期属于欧洲,如今格局反转。中国凭借全球领导力、文化软实力和技术能力,扩大合作与贸易,并加大科技创新和生态转型投资。欧洲需要重新找到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角色。“同中国合作可为欧洲和西班牙提供主动性,这正是许多西班牙人将中国视为机遇的原因。”
当前,中西之间正在形成广泛协同效应。鲁伊斯认为,西班牙可发挥连接欧洲主要国家的作用,依托同西语世界的共同联系成为中国可靠伙伴;中国则可提供西班牙仅凭自身规模和条件难以获得的技术与经济领导力。中西双方应进一步深化坦诚协作,以双方优势与行动能力形成互补。
把语言热情转化为高质量合作
语言是钥匙,教育是长桥。中西青年学习对方语言的热情上升之后,关键是把课堂兴趣转化为研究合作与产业对接,把文化活动提升为机制化平台,并让两国研究机构在互补中弥补各自的知识短板;西班牙的孔子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与中国的西班牙研究机构,由此成为连接两国高校、沟通两国民心,并辐射西葡语世界的桥梁。
莫拉莱达表示,西班牙社会对中国的兴趣逐步上升,尤其体现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卡斯蒂利亚-拉曼查大学孔子学院持续激发公众和学生的兴趣,举办的文化活动吸引了大量观众。西班牙的中国研究学者希望两国启动富有成果的对话,使中文不仅存在于语言学校和孔子学院,也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进入中小学课程。他坦言,如何将吸引力转化为高质量对话与合作,是高校和孔子学院要持续攻克的难题:机构需超越文化项目,学生需超越单一语言水平,进入更扎实的研究、更务实的合作,中西才能从表层了解走向深层理解。
佩雷斯则从文化空间角度认为,孔子学院既是语言学习场所,也是不同文化相遇的空间。中国不断发展的西班牙研究与拉美研究,为知识交流搭建桥梁,将使孔子学院的文化空间更具丰富性,也更契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以呈现真实的中国形象为使命
在信息茧房与回音室效应叠加的背景下,经贸和技术问题的政治化、过度安全化,正在塑造普通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王丽萍将这种认知障碍概括为三步。第一步是概念压缩:“中国冲击”一类叙事把复杂的产业分工、比较优势变化和全球价值链调整压缩为单一因果,仿佛欧洲的产业压力只来自中国。第二步是安全化:一旦经贸和技术问题被转译为身份问题,证据便不再重要,讨论从“事实是否成立”滑向“立场是否可靠”。第三步是平台放大:在回音室中,对立比准确更容易传播,情绪比论证更容易获得注意力。她总结说:“结果是,中西之间信息量在增加,解释能力和共同经验却未同步增长。”
在鲁伊斯看来,媒体呈现的偏差还有更深层的文化根源。他表示,欧洲主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仍存在扭曲,不少报道带有东方主义色彩,以贬损和异样化视角呈现中国。他认为,中西学者应展示真实的中国:普通人有自己的生活、有追求幸福的愿望、希望子女有更好未来,社会和谐发展;同时,应正面反对基于长期存在的自我优越感、自认优于亚洲人的东方主义观念。在他看来,这正是西班牙中国研究者的使命:展示真实中国,消除偏见,包括那些无意识偏见。
佩雷斯认为,学者的功能就是把刻板印象剥离出来,用真实经验加以替代。他说:“选择学习一门不同语言的人,比如在西班牙学中文或在中国学西班牙语,已经凭借这一学习经验,在区分虚假信息、消除关于其他国家的陈词滥调和刻板印象上先赢一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雨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