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检察学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属性，需要加强跨学科研究，融合刑法学、民商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等部门法研究方法，同时引入大数据分析、社会学、统计学、管理学、政治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对检察实践积累的海量数据与信息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方面，意识形态是影响改革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关乎人民如何看待国家与政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就像人的毛细血管，遍布整个有机体。而哲学社会科学关涉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刻影响意识形态的塑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对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巩固具有关键作用，本质上代表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化、成熟化、体系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内化于中国语境之中并得到进一步的创新与发展，也体现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成熟与完善。另一方面，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检察领域的实现。科学的检察学学科体系、成熟的检察学学术体系与丰富的检察学话语体系基本形成，有利于明确检察机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位置与作用，有利于宏观理解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与法律监督职权，也有利于微观审视检察权的具体行使及各检察业务情况，还有利于展望未来检察制度的发展方向，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职业化检察队伍，进而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当前，检察学学科建设尚未形成规模效应、配套不够到位。检察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制度身份尚未在法学院校内完全确立。截至目前，我国正式将检察学设立为二级学科的学校有传统的“五院四系”中的“五院”以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上海政法学院等。此外，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开设了检察学相关课程。检察学仍处于探索阶段，学科设立后的教材配备、教师选择、具体课程设置、教学方法选择等配套保障，也是检察学学科体系建设需要考虑的重点。

　　在学术体系方面，检察学知识生产的自主性、系统性不足，学术体系的枝干尚未完全成型，从中国检察实践中提炼原创性理论的成果较少、能力不足，相关研究呈现出较强的碎片化、分散化特征。检察基础理论尚未形成广泛共识，如关于法律监督、检察权等核心概念的界定；大部分检察应用研究聚焦问题对策类分析，缺乏深刻理论分析与系统性研究。检察理论研究方法存在不均衡现象：经验性描述多，学理性批判少；个案评析多，大数据量化研究少；对策分析多，理论模型构建少；本学科内研究多，跨学科研究少。

　　在话语体系方面，表达力与传播力有待提升。一是中国本土检察学话语的提炼不足。中国特色检察实践的诸多核心概念，如“捕诉一体”“综合履职”“检察管理”等，尚未完成从政策术语到学术范畴的转化，无法有效嵌入现有话语体系之中，解释力和影响力不足。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挖掘不够充分，削弱了检察学话语的历史根基。二是中国检察学话语国际传播能力薄弱。中国检察故事的对外传播存在一定的话语体系转换难题。如我国检察机关属于司法机关，与国外诸多国家存在差异；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与多样化的法律监督职能，与国际上常见的以公诉为主要职能的检察机关的设置存在区别。对外宣传方面，目前我国官方翻译材料主要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缺乏对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等材料的系统化翻译与传播。

　　加快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在以下三方面重点着力。首先是厚植学科根基。一是确立检察学学科的独立地位与规范体系，时机成熟，可明确其作为法学二级学科的定位。制定统一的学科建设标准，包括学科设置条件、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评价机制等，为各高校开展检察学学科建设提供基本遵循。在学科设置上，可采取“分层推进、示范引领”的策略。二是构建系统化检察学教材与课程体系，编写覆盖本科、研究生及检察人员在职培训的三级教材体系，内容应涵盖检察制度基本原理、检察制度史、四大检察理论与实践、未成年人检察理论与实践、案例分析、比较检察制度等方面。课程设置上，建立“核心+选修”的课程体系，核心课程包括“中国检察学总论”“四大检察理论与实践”“检察制度史”等基础理论课程；选修课可突出检察学的交叉学科、前沿领域特点，开设如“数字检察”“检察管理”“未成年人检察理论与实务”“知识产权检察”“金融检察”等实务性与前沿性课程。三是创新人才培养与师资建设模式。鼓励有条件的高校探索“本硕博贯通式”培养模式，建立从本科至研究生的连续培养机制。同时，继续加强检校合作，组建由检察业务骨干与高校专家教授共同构成的多元化教学团队，试推行“双导师”制度，邀请资深检察官至高校兼职授课或担任实践导师。

　　其次是加强理论创新。一是加强原创性检察理论研究。在最大范围内就检察基础理论形成共识，搭建公认的、系统化的检察学学术体系框架。加强对中国特色检察实践的理论提炼与学术转换，实现检察知识的可持续生产。二是推动检察理论研究范式与方法论创新。突破“规范注释型”与“问题对策型”研究倾向，实现检察理论研究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跨越。三是构建系统化的学术体系与平台。最高人民检察院组建了由专家学者与检察实务人员构成的编写组，负责编写《中国检察学》教材。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的《检察工作》期刊，改版升级为《检察学研究》，为检察学学术体系建设搭建高端交流平台。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法学院校、研究机构共建39个检察研究基地，与33家知名法学期刊共建经常性联络机制。需充分利用这些平台推动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

　　最后是提升话语影响。一是深化本土话语体系构建与表达。以法治思维为底层逻辑，构建权威的检察学话语体系。应对“法律监督”等核心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强化其学术内涵和解释力。同时，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挖掘，将“民惟邦本”“慎刑”等传统法律智慧与现代检察理念相结合，形成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检察学话语体系。二是丰富话语传播方式与载体。在对外传播方面，要善于运用案例讲述中国检察故事。加强对我国检察案例的翻译和传播工作，将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转化为国际社会易于理解的形式并广泛传播。同时，注重话语体系的转换，在保持核心概念准确性的前提下，使用国际社会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例如，在介绍中国检察制度时，采用比较性视角，突出中国特色的同时寻找与各国检察制度的对话基础。三是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与国际交流。培养一批既精通国内检察业务，又具备国际交流能力的涉外法治人才。强化检察学教育的国际视野与维度，在教材编写和教学中融入国际元素。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策略，邀请国外检察同仁来华交流，鼓励中国检察官参与国际会议，传播中国检察智慧。

　　（作者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编译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