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承载着数千年历史记忆、文化传承与疆域认同的核心概念，其内涵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疆域的拓展与民族融合的深化而不断演进，但始终保持着内在的历史连续性与文化同一性。自先秦时期产生“中国”概念以来，历经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定型、隋唐宋元的拓展，至明清时期逐步演变为涵盖多民族、广疆域的统一主权国家概念，这一脉络清晰可辨，构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主线。

　　“新清史”对“中国”概念的理解误区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新清史”学派兴起，颠覆了传统清史研究的核心叙事，其理论体系中最具争议性的命题，便是刻意解构“中国”概念的历史连续性。如欧立德明确主张将“清帝国”（Qing Empire）与“中国”（China）视为两个不同概念。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常特指汉地十八省；而“清帝国”是一个超越汉地，涵盖满、蒙、藏、回等多民族与广阔疆域的内陆亚洲帝国（“内亚帝国”）。他强调在学术分析中应区分二者，避免将清朝简单等同于传统“中国”王朝的延续。米华健也提出，“清帝国”由“Chinese Empire”（“中华帝国”，即汉地）与“Inner Asian Empire”（“内亚帝国”）两部分构成。认为“中国”在清代语境中有时仅指中原行省，而“清帝国”是包含中国本部与“内亚边疆”的更大政治体。柯娇燕更是视清朝为“普世帝国”，清朝皇帝是跨民族的“普世君主”，而非仅是“中国皇帝”；主张“清”不等同于“中国”，“中国”只是清朝统治下的文化地理单元，清朝是更宏大的多民族政治实体。

　　这些观点无疑弱化了清朝与中原历代王朝之间的传承关系，将清朝塑造为一个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统治“内亚”与汉地的多元帝国，而非传统中国王朝的延续。其本质上是将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理论生硬套入中国古代历史，否认“中国”概念的动态演进性与多民族共生的历史。

　　清廷自我认同：

　　包含全域的国家概念

　　事实上，判断一个王朝是否属于“中国”，核心依据应是王朝统治者的自我国家认同，而非外部学者的主观建构。从入关前到清末，清代历代帝王始终主动以“中国”自称，将清朝纳入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序列，以“中国之主”自居，其认同贯穿政治、文化、祭祀、治世等各个层面，形成了完整且坚定的中国认同体系。清代留存的满文、汉文官方文献，包括帝王诏谕、御制诗文、祭祀祭文、官方典籍等，均大量出现“中国”称谓，且均指代清朝全境，而非狭义汉地。康熙年间，清廷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抗击沙俄之后，多次在诏谕中明确以“中国”自居，将清朝统治视为“承继中华正统”。雍正帝更是系统阐释了清朝的正统性，明确提出“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将清朝定位为承接华夏正统、统治全中国的合法王朝，驳斥了“华夷之辨”的狭隘论调，强调“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明确清廷入主中原，仍是中国王朝的延续。乾隆帝作为清代大一统格局的定型者，更是频繁以“中国”自称，平定准噶尔之后，在御制诗文与碑刻中多次提及“中国疆域”“中国臣民”，将东北龙兴之地、蒙古草原、西域、青藏高原与汉地十八省统称为“中国”，明确“中国”是涵盖清朝全境疆域和境内所有族群的统一国家概念。嘉庆、道光乃至清末光绪、宣统诸帝，始终沿袭这一称谓，在各类官方文书中无一例外地以“中国”为国家正式称谓，将自身统治合法性牢牢扎根于中国历史正统之中。

　　清代帝王的中国认同，不仅体现在称谓层面，更深入文化道统与政治正统的核心层面。入关之后，清朝迅速承袭明代典章制度，尊孔崇儒，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思想，开设科举、编纂典籍，修撰《明史》，承认明朝为中国正统王朝，进而确立自身的正统传承地位。清廷祭拜历代帝王庙，将三皇五帝、秦汉唐宋明历代帝王纳入祭祀体系，自视为这一帝王序列的延续，而非外来征服者。这种文化认同，本质上是对“中国”文化共同体的自觉归属。可以说，清代帝王语境中的“中国”，早已突破了中原地域概念，升级为涵盖全域的广义国家概念。“新清史”所谓“中国仅指汉地”的论调，完全是对清代文献的断章取义。清代官方编纂的《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等典籍，明确界定了中国的疆域范围，将东北、内外蒙古、新疆、西藏、西南土司地区、汉地十八省全部纳入“中国疆域”范畴，强调“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打破传统狭隘的华夷界限，构建了多民族共生的“大中国”疆域认同。清代帝王始终以“统御中国”为执政目标，其治理边疆、维护统一的各项举措，均是为了巩固中国的疆域完整，而非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的“内亚帝国”。无论是对蒙古的盟旗制度、对西藏的金瓶掣签制度，抑或对新疆的军政管辖，本质上都是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是“中国”疆域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条约法理佐证：清朝即中国

　　如果说清代官方文献与帝王认同，是清朝属于中国的内部依据，那么清朝与外国签订的各类国际条约，便是“清=中国=China”的法定依据，具有国际法层面的绝对效力。早在康熙时期，清朝与沙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文本中，清朝代表便以“中国使臣”自居，条文中明确以“中国”指代清朝管辖的疆域，对应的俄文译本与拉丁文译本，均将“中国”翻译为对应近代国家概念的专有名词，明确界定了中国与沙俄边界，认可清朝对中国疆域的合法统治。这一条约充分说明，早在17世纪，国际社会便已承认清朝代表中国，“中国”是清朝的正式国名。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无论是《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还是后续的各类通商、边界条约，签约主体均为“大清大皇帝”，对应的英文文本均以“Chinese Emperor”“China”指代清朝政府与中国，条约中提及的国家疆域、臣民、主权等内容，均涵盖清朝全境，而非仅指汉地。西方列强在缔约与交往中，从未将清朝与中国视为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这是当时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国”是一个动态发展、一脉相承的核心概念，大一统理念、文化共同体认同与国家主权属性贯穿始终。清代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非但没有割裂“中国”的历史脉络，反而在继承历代正统的基础上，极大拓展了“中国”的疆域、族群与法理内涵，完成了“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到近代主权国家的转型，拓展了“中国”的核心内涵，夯实了现代中国的历史根基、疆域根基与民族认同根基。“新清史”学派刻意割裂“清”与“中国”的内在统一关系，提出“清与中国分立”的论断，既无清代官方文献的史料支撑，更无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真实历史逻辑，本质上是对中国历史的误读与曲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清代黑龙江镇边军档案整理与研究”（25AZS008）前期成果）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