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内亚”？“内亚”是“内陆亚洲”的简称，由德国地理学家洪堡特最早提出。其后，俄国地理学家伊凡·穆希凯托夫将“内亚”界定为亚洲大陆闭塞的、没有通向外海河流的地区。这一概念本是西方探险家探寻欧亚大陆中部的时代产物，更是在英俄大博弈的背景下形成的地缘话语，其诞生之初便具有浓重的殖民主义色彩。随着西方探险家、地理学家逐步探明亚洲地貌，进入20世纪，地理学界不再使用“内亚”概念，转而由“中亚”这一概念替代。

　　“内亚”概念的泛化与政治化

　　“内亚”概念在地理学领域褪色之际，却进入历史学领域，寻根溯源，可追溯至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拉铁摩尔援引汤因比、斯宾格勒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历史哲学，于1940年出版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对西方汉学界影响深远。该书带有明显的生态环境决定论色彩，将游牧文明或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对立。其推演链条为：地理环境→生态→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思维模式。这一解释框架的隐患在于，后世诸多学者据此把中国北方边疆从中国历史整体中切割出去，使之成为与中国相对峙的“他者”。

　　此后，“内亚”概念不断泛化，乃至彻底政治化。美国学者丹尼斯·塞诺对“内亚”的界定更为随意、主观，声称“内亚”边疆并不稳定，因时代而异，随势力消长而变动：古罗马位于中欧的潘诺尼亚行省、古希腊小亚细亚故地，在先后被匈人、塞尔柱人占领后，便被划入“内亚”；中国北方由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政权统治时期，亦随之被纳入“内亚”。该论断的荒谬之处在于，以政权建立者的族属作为判定地域归属的标准，悖离历史常识。由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人建立的辽、金、元、清等王朝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都拥有中国认同。元世祖致日本国书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国”，明确将元朝列入中国历代王朝序列；清康熙帝在“礼仪之争”中严词驳斥罗马教廷：“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史料确凿、铁证如山，岂容以“内亚”之名一笔勾销！

　　更有甚者，美国学者西里尔·布莱克竟然声称：“‘内亚’包括五个中亚共和国、伊朗、阿富汗、西藏、新疆和外蒙古，但不包括满洲（即中国东北）或内蒙古，因为汉人在二十世纪支配了这些地区。”其划分标准既非山川形胜，亦非政区沿革，而仅仅是“汉人是否占多数”。如此以族裔人口划线，把“内亚”径直界定为非汉人居住区域，人为制造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二元对立，其煽动之用心，昭然若揭。

　　“内亚”叙事的延伸：

　　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对西方学界影响深远，直接影响了傅礼初等学者。傅礼初在费正清等人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专门讨论清代的所谓“内亚”地区，相较于拉铁摩尔对中国北方边疆的历时性考察，傅礼初转向共时性分析。对此，祁美琴、刘文鹏、张云等学者曾撰文指出，傅文大量使用未经验证的二手资料，硬伤累累。傅礼初长期执教于哈佛大学，深远影响了欧美中国史学走向，最终形成所谓“内亚范式”，并由此奠定了后续“新清史”的书写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傅礼初的影响下，“内亚”史研究汇入近三十年的“新清史”思潮，这一思潮大致分为两代。

　　第一代“新清史”以1996年美国学者罗友枝发表《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为标志。第一代“新清史”聚焦清朝统治的“满洲性”——族裔性，标榜重视满文史料，代表学者有罗友枝、柯娇燕、欧立德、米华健、濮德培、何罗娜等人。他们力主所谓“满洲本位”：米华健提出，不应将清朝视为“中华帝国”或“中原王朝”，而应视为由满洲家族统治的帝国，中国是其辽阔疆域中最重要的部分；何罗娜的论断则更为极端，公然声称中国应是更大的“满洲帝国”的组成部分，充其量不过是其殖民领土。这类观点的实质，是以族裔属性偷换国家属性，以“满洲”之名抽空“中国”之实，强行把清史从中国史中剥离。

　　大体自2013年开始，第二代“新清史”学者（或称“新清史2.0”）接续第一代衣钵，在研究时段与主题上都有所拓展，研究下限延伸至鸦片战争之后乃至民国建立。其中多数学者立场较第一代更为激进：处心积虑地异化、疏离乃至解构内地与边疆地区之间早已在历史、地理和政治层面形成的一体联系。莱恩·瑟姆的《维吾尔历史之圣道》攻击我国新疆的治理政策，妄图解构维吾尔族源，诋毁我国宗教去极端化工作；许临君的《异乡人之地——清中亚的教化工程》以19世纪80年代清朝收复新疆后兴办义塾、推行汉语及儒家经典教育，影射攻击新疆采取的去极端化举措；罗继磊的《自然之利：十九世纪中国的殖民发展与资源勘探》大放厥词，宣称缓解内地人口与环境压力是清政府“殖民”新疆的主要动机，公然断言“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清朝仍然是一个殖民帝国”。凡此种种，皆是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服务现实政治的影射之学。

　　综上可见，“内亚”从来不是一个中立的地理称谓，而是一套层层递进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它先在地理学中以错误的前提被制造出来，继而在历史学中被加以泛化和政治化，尤其被西尔·布莱克等人以族裔标准任意调整其边界，最终由“新清史”两代学者改造为解构中国疆域与历史的工具。其操作逻辑一以贯之：先以一个似是而非的空间概念切割中国，再以“内亚—中国”“满洲—中国”的二元对立框架替换“多元一体”的中国观，最后套用“殖民”“强迫劳动”等当代概念影射现实，服务于涉疆制华的政治议程。然而，中国的辽阔疆域与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开拓、共同书写、共同捍卫的；清代更在法理与事实上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任何借学术之名行解构之实的“内亚”话语，都经不起史实的检验，也动摇不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根基。对于此类话语，必须揭其源、辨其谬、批其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西方涉疆历史所谓‘突厥’问题研究”（25XZS01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