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谈及文艺复兴，世人言必称意大利。自布克哈特以来，以个体主义和世俗化为主题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叙事成为典范。尽管这一范式在20世纪后屡受挑战，却仍深刻塑造了现代世界对这场思想运动的想象。然而，如果将视线越过阿尔卑斯山，以伊拉斯谟为代表的北方思想家则勾勒出文艺复兴的别样形态。在令伊拉斯谟蜚声欧洲的《格言集》中，他借“欲速则不达”古谚指出：面对时代巨变，理性与激情、思考和行动应在审慎中寻求平衡，从而揭示出北方人文主义的要旨——一种调和理性与敬虔精神的渐进式内在革新。深入伊拉斯谟的思想，我们或可把握北方人文主义如何发展为文艺复兴的另一条独特精神道路。

　　相较于着意重振古典传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北方思想家更强调古代文化与信仰的结合。对生活在北方的伊拉斯谟而言，人文主义的目标指向兼具虔诚与美德的内在哲学，这种内在性实质上是植根于普遍人性图景的生活方式。鉴于此，北方人文主义倡导的内在革新，首先需依循“认识你自己”的古训，对人性加以考察，进而实现个体心灵由外向内的回转。

　　基于文艺复兴思想对人之价值的关注，伊拉斯谟借鉴奥利金等古代教父的思想，发展了“体、魂、灵”三元的人论想象：魂介乎外在、低等的身体与内在、高等的灵之间，自由意志则是处于魂中的能力，它推动魂在身体与灵两端之间抉择，使个体心灵实现由体及灵、由外而内的转向。伊拉斯谟认为，人虽是有限的存在，唯有通过恩典才能获得拯救，但始终处于通过心灵转向实现自我完善的动态过程之中。

　　在动态三元人论中，自由意志是转向的枢要。作为西方哲学核心命题，自由意志概念经奥古斯丁抟塑，在中世纪哲学中得到充分阐释。面对唯名论引发的神人关系危机，伊拉斯谟既延续意大利思想对人类自由与主体性的关注，又结合北方的宗教敬虔传统，认为自由意志是“能致力于导向永恒拯救的事物，抑或背离这些事物”的能力。他主张人虽拥有能够自我决定的自由意志，但自由意志的前提和限度完全依赖于恩典，而这种恩典界限内的自由，在维护神圣权威的同时，也保护了人的尊严与道德责任。特林考斯据此认为，伊拉斯谟发展了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对话式神人关系，从而与路德否定自由意志的神恩独作论形成难以避免的冲突。1525年，路德针对伊拉斯谟的《论自由意志》写就《论意志的捆绑》，两人围绕自由意志展开的辩论不仅影响了宗教改革时代的神人关系建构，亦成为近代思想史的重要公案。

　　个体心灵完成内在转向后，仍需面对变化中的时代抛出的难题：如何于外在的可见假象中，发现内在的不可见真理？面对意见的盛行与真理的隐而不发，伊拉斯谟结合文艺复兴时期南北殊异的思想特质，试图调和理性与信仰、古典思想与基督教神学。他坚持认为，理性绝不能脱离信仰或先于信仰，而须始终在启示真理的引导下行动，这种“有学问的敬虔”（docta pietas）成为认识领域转向的动力。

　　伊拉斯谟吸收了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柏拉图主义世界图景，认为人本身是小宇宙，与之相应的则是作为大宇宙的世界。世界分为可见的与可知的两部分，可见世界充斥着变动不居的意见，可知世界才是真理的寓所。由于人的魂不仅是沟通体与灵的中介，亦是连接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的核心，如此，由外而内的灵魂论朝向就与认识论转向产生同构：个体通过自由意志完成从体到灵的转向后，仍需在恩典作用下，借助魂中的理性能力，从可见世界奋楫转向可知世界，完成认识领域的革新，导向以启示真理为本的内在哲学。

　　这一兼容理性与启示的立场，更明显地体现于伊拉斯谟对神圣文本的阐释中。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以“回到本源”为文艺复兴之纲要，旨在通过重新发现古典传统，整饬思想与社会秩序。北方人文主义者则在此基础上强调回归信仰本源，从而使进退维谷的基督教世界通过理解神圣文本达成共识。因此，伊拉斯谟要求借助古典语言和语文学准确解读神圣文本，于1516年出版古希腊文与拉丁文对照本《新约全书》，为宗教改革时代对信仰的阐释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路德认为神圣文本具备自明性，个体依靠信仰而非理性，就能够通过神圣意志带来的自上而下的转变，直接把握真理。而伊拉斯谟的隐忧在于，路德“唯独信仰”的要求容易导向主观主义和宗教狂热，破坏人与人之间本就脆弱的共识基础。为此，他主张神圣文本存在隐晦性，个体需要通过理性来理解神圣话语，对自由意志等不关涉信仰核心的问题，则采用怀疑主义来悬搁判断，尊重层累形成的传统与共识，以宽容态度对待分歧立场。伊拉斯谟在认识论中强调的怀疑主义和宽容思想，为后世保存了包容不同阵营“最大公约数”的共同生活空间，并于近代欧洲关于宗教宽容的讨论中不断回响。

　　北方人文主义倡导的内在转向并未止步于个体。伊拉斯谟认为这一内在革新需以建立基督教世界的共识为目标，延展至更普遍的政治与信仰共同体。面对深陷危机的罗马天主教会，他寄希望于教会自身的内在转向，由此形成了既不同于路德颇为激进的改教路线，亦有别于意大利人文主义温和改革要求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伊拉斯谟认为，教会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在于外在性与内在性、世俗价值与超越价值、王权与教权的混杂，因此他希冀教会实现由外而内的转向，在教权范围内处理属灵事务，并将外在的属世事务交付于接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基督教君主。伊拉斯谟承袭中世纪先驱对政教关系的思考，认为王权与教权的权力范围虽不相同，却因平等地出于上帝而具有同等权威。故而，二者应以欧洲的公共利益为共同目标而合作，维系基督教世界的长久和平。

　　有趣的是，伊拉斯谟虽划分政教权限，却无意于对现存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的目的在于，通过重申天主教会对属灵事务的权威，将欧洲山雨欲来的宗教分歧与政治纷争收束进信仰共同体缔造的共识之中。这一愿景驱动他积极维护教会传统，并强调新兴的君主政权应与教会相互协作，为北方人文主义的改教思想在变革浪潮中赢得转圜余地。然而，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几乎摧毁了伊拉斯谟内在而渐进的信仰共同体革新理念。当调和异见、达成共识的希望难以为继时，他通过新型知识共同体“文人共和国”，意外地为后世保存了针对“建立共识”本身的共识基础。

　　“文人共和国”并非伊拉斯谟的发明，意大利思想家借此观念，营造以古典文化为基础的知识共同体。伊拉斯谟依托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印刷文化，以及与遍布大学、教会和宫廷的智识群体的书信往来，编织出跨越南北、去中心化的知识网络，并将经过宗教化改造的知识共同体视为重整社会秩序的动力。对伊拉斯谟而言，新型知识共同体能够补救相互抵牾的信仰共同体之弊病，从对共识内容的一致性要求，回归对更根本的共识基础的建构。正因如此，人文主义者得以在脱离外在制度约束的“文人共和国”中，实现跨越国家、民族与教派壁垒的内在思想交流，这使知识共同体承担起仍在祭坛与刀剑之间徘徊的信仰共同体的使命，成为在危机时代凝聚人文主义共识的纽带，也随之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影响近代共同体与共同生活的塑造。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