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华侨正式代表15人，包括陈嘉庚、司徒美堂等知名侨界人士与会，共商建国大计。近代以来，华侨通过兴学、兴办实业、资助革命和支援抗战，广泛参与中国的社会变革。此时，他们又以政治协商的方式参与新中国的创建。华侨华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既体现为资金、知识和人才方面的支持，也体现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同国家政治生活建立的联系。理解这段历史，需要把侨界的行动置于民族救亡、国家建设与对外关系变化中加以考察。

　　从侨乡建设到民族救亡

　　近代华侨社会，最初是在海外谋生中逐渐形成的。侨民通过侨批寄回汇款，维系家人生计；随着海外商会、同乡会等组织的发展，部分侨款和侨商财富又投入家乡的道路、学校和公共设施建设。1906年，旅美华侨陈宜禧倡建的新宁铁路动工。他依托海内外乡亲集资，坚持“不收洋股，不借洋款，不雇洋工”，并把海外筑路经验用于家乡交通建设。1913年起，陈嘉庚在集美陆续兴办学校，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侨界积累的资金、知识和社会关系，借助具体的公共事业参与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

　　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使部分侨胞的参与由乡土建设延伸到政治变革。孙中山长期在海外宣传革命，依靠侨团和革命组织筹募经费、联络同志；一些华侨青年直接投身辛亥革命。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于1938年在新加坡成立，开展跨地区筹赈；1939年起，南洋华侨司机和汽车修理技工回国，承担滇缅公路的物资运输。平时服务海外社会的商业网络和专业技能，在民族危亡之际成为救国力量。

　　从支持抗战到参与政治协商，侨界与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关系也在深化。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重视团结海外华侨。1940年，陈嘉庚率团回国考察，赴延安了解抗战和根据地建设情况，其政治认识深受影响。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陈嘉庚响应召开新政协的主张，司徒美堂也致函中共领导人表达支持。由关注家乡到参与民族救亡和政治协商，体现了一部分海外侨胞对国家前途的持续关切，也说明侨界力量的凝聚离不开政治目标、组织联系与具体行动。

　　新中国成立与

　　侨界参与方式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与侨界的联系逐步纳入政治参与、权益保护和生产建设的制度安排。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保护国外华侨和归侨侨眷的正当权益；1954年宪法明确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1956年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陈嘉庚当选主席。侨联既团结归侨侨眷参与建设，也向有关部门反映侨情和实际困难。陈嘉庚在成立大会上指出，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归侨就业安置等工作存在需要纠正的偏差。侨界参与国家建设，因而也包含表达利益诉求、推动政策调适的实践。

　　在海外，新中国面临东南亚民族独立和国籍制度逐步确立的新形势。1955年4月，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规定同时具有两国国籍者依照本人自愿原则选择国籍，条约于1960年生效。这一安排涉及侨胞的身份选择、在居住国的生活与合法权益，也关系到中国同新兴民族国家的关系。国家同海外华人社会保持联系，需要尊重所在国主权与法律秩序，并正视不同国籍、不同生活背景的华人群体之间的差异。

　　归侨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则呈现出一番新面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东南亚部分国家排华及当地社会政治变动影响，不少华侨回国。国家设立华侨农场，安排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1960年创建的泉州双阳华侨农场，接收安置了多批印度尼西亚归侨。工业领域也有类似实践。福州华侨塑料厂曾由侨务系统管理，同时承担归侨安置和工业生产任务，随着管理关系的变化，两项职能之间的安排也发生调整。归侨的劳动、技能与生产活动，经由国家统筹组织，成为国内农业和工业建设的一部分。

　　从政策调整到双向合作

　　1978年前后，侨务工作迎来重要调整。1977年11月，全国侨务会议预备会提出对归侨侨眷实行“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方针，1978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归侨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这一方针。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落实侨务政策、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恢复海内外正常联系等工作相继展开。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审议通过，归侨侨眷权益保障获得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对侨务政策作出重要调整。1979年，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侨乡同海外的经贸联系获得新的发展机会。泰国华商谢易初、谢国民父子赴深圳投资，正大集团与美国康地集团合作建设饲料企业，并于1981年取得编号“0001”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侨商的资金、经营经验和国际市场渠道，能够在国内形成持续的生产经营活动，既源于其商业判断，也得益于对外开放政策、地方支持和中国市场的成长。

　　中国发展水平持续提升，我国与侨界的合作形态不断演进。改革开放初期，海外华商和专业人士较多发挥引进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的作用。今天，中国更加完备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为海内外联合研发、产业协作和共同开拓全球市场提供了新条件。谢国民在2026年回顾在华经营历程时谈到，过去主要将海外产品和技术引入中国，如今更加重视向中国企业学习，与中国企业共同走向国际市场。2026年，首都侨智发展中心在北京成立，提供人才对接、项目孵化和成果转化服务，推动侨界交流合作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同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提出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为侨界相关实践提供了新的政策支持。

　　回望百余年历史，华侨华人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形态不断拓展，从早期资助侨乡公益、投身革命救亡，到参与新中国创建、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后深度参与产业发展和科技合作，贯穿其间的主线是国家发展目标、制度安排和国际环境不断改变着侨界参与祖国建设的条件。华侨华人也以自身行动参与国家建设、推动社会发展、增进中外交流。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说明，凝聚侨界力量，既需要共同的历史文化情感纽带，也离不开尊重国籍与利益差异、保护合法权益以及持续拓展平等互利的合作机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中的华侨华人作用研究”（25CDJ04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广州大学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