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10月7日在雅典发表的演讲，再次引出了一个人们熟悉的问题：古希腊为何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力？鲁比奥着重强调了雄心、探索、发明与荣耀。然而，在多位古典学学者看来，古希腊的思想与历史远比这一描述更加丰富。追求卓越与崇尚节制、自我认知并存，对英雄主义的赞颂也伴随着对其危险与限度的反思。

　　更深层次看，古希腊留下的究竟是一份怎样的文明遗产？后世如何在继承中不断重新诠释它？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是否存在一条连续不断的文明传承脉络？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受访学者从古希腊思想、罗马对希腊文化的吸收与改造，以及“西方”概念的历史形成等角度展开讨论。他们的分析呈现出一个不断被继承、重塑和重新理解的古典世界，也揭示了文明交流与历史断裂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雄心与节制：

　　“一般而言，任何文化都是复杂的，都包含自身的矛盾。”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教务长兼高级副校长、古典学教授乔尔·P.克里斯滕森（Joel P. Christensen）说。

　　他解释道，早期希腊的竞争观念在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中已有体现，尤其是关于两种纷争的论述，其中一种论述就强调竞争如何推动个体做得更好。但这种竞争精神被对警惕过度和避免傲慢僭越的同等关切所约束。

　　此外，成功是运气与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使已经取得成就，也可能因命运变化而失去一切。克里斯滕森提到，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述了梭伦拜访克罗伊斯的故事。梭伦提醒人们：一个人只有到死时，才能算得上幸运，因为任何东西都可能被夺走。在克里斯滕森看来，如果只颂扬希腊人的雄心，却忽视这些观念，就会遗漏这一文明最重要的启示。

　　“鲁比奥所赞颂的希腊，几乎没有给阿波罗在德尔斐神谕中的智慧留下位置。那则神谕最著名的箴言是‘认识你自己’。同样缺席的还有希腊传统伦理格言：‘凡事勿过度。’”克里斯滕森说，“自我认知与节制是希腊思想传统的核心”。

　　这些原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希腊文学：其中的英雄并不总是值得效仿的榜样。克里斯滕森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塑造了后世对英雄主义的理解，同时也持续反思英雄主义的危险。当鲁比奥将 thymos 描述为“激情、力量、勇气与骄傲之火”时，克里斯滕森指出，这种解读忽略了古希腊文学中关于激情失控的最著名的例子——阿喀琉斯。“《伊利亚特》以他的愤怒开篇，而这愤怒不仅给敌人带来灾难，也给他自己的族人带来灾难。”克里斯滕森说，“这部史诗与其说是在颂扬不受约束的伟大，不如说是在警示人们过度行事的代价”。

　　在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古代科学系古典语文学教授乔治·皮拉斯（Giorgio Piras）看来，古希腊文化之所以与今天仍然息息相关，恰恰是因为其中存在多种不同的思想视角。

　　“古希腊文化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种多元性的声音，而非单一的价值等级”，皮拉斯说。“竞争与对卓越的追求固然重要，但关于卓越意味着什么、它使谁受益以及何种限度应约束其追求的问题，同样重要。”他认为，苏格拉底对看似牢固的知识提出质疑，这种做法至今仍具有根本意义，因为“认识到自身理解的局限，是开展有意义对话的前提”。节制理想以及悲剧对人类脆弱性的探索，同样促使我们思考自身行为的后果，包括那些超出我们意图之外的后果。

　　皮拉斯认为，这种自我反思的能力在当今世界尤为重要。“卓越需要伦理反思，雄心需要对限度保持清醒，公共辩论则有赖于人们愿意检验论据并倾听不同意见。”他认为，更深入地理解希腊文化，能够促使我们思考权力应当如何行使、何为美好生活，以及我们对他人负有什么责任。

　　古希腊价值观也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政治共同体与制度的发展不断带来新的观念。希腊雅典大学地缘政治学讲师、西南大学现代希腊研究项目联合主任约安尼斯·科图拉斯（Ioannis Kotoulas）将古希腊文明称为一种“动态的创造”，认为它随着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理想而演变。

　　继承与重塑：

　　“从古代世界汲取灵感本身并没有错。”克里斯滕森说，“但如果对古代的选择性解读把复杂的历史教训变成简单口号，就会产生危险”。在他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现代社会借鉴古希腊，而在于人们只抬高某些成就，却忽视赋予这些成就以意义的历史现实和相互制约的价值观。

　　克里斯滕森认为，不应把古希腊当作当代雄心的现成辩护。古希腊是一个“不同价值观与思想彼此交锋的多元文化环境”。要理解其遗产，我们必须区分传统与器物最初如何被理解，以及它们后来如何被后世接受与经典化。罗马与希腊文化互动的历史，说明一个文明的遗产从来不是原封不动地传递下去的。皮拉斯解释说：“罗马知识分子是希腊文化的积极阐释者。翻译、改编、评注和文学竞争改变了他们所接收的材料，也影响了后世接触这些材料的方式。”例如，西塞罗用拉丁语进行希腊哲学讨论，发展出一套词汇，使罗马读者得以讨论伦理、知识与政治生活。他对术语与对话形式的选择，将希腊论证与罗马的经验和关切联系起来。

　　皮拉斯的论述凸显了接受与阐释在塑造古典传统中的作用。成为权威经典的希腊作品经由特定语言、制度和教育实践得以传播，其意义也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重塑。正如皮拉斯所观察到的，“每一代人接收的都是一份已被更早读者塑造过的遗产，然后通过新的问题改变其意义”。因此，研究古典接受史，不仅要考察古代作品，也要考察那些解释它们并使之成为权威的人。

　　这种不断重新诠释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古典传统已经失去价值。对科图拉斯而言，古典传统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世界“充满矛盾且不断变化”的特征。战争与和平、秩序与自由，以及不同文明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互动，都可以通过古典学研究加以探讨。

　　科图拉斯提到，希罗多德对欧亚大陆帝国冲突与文化交往的记述，以及修昔底德对战争成因的分析，都具有重要启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将恐惧、利益和荣誉视为冲突的三个基本驱动因素。科图拉斯认为，这些概念至今仍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及战争的解读产生影响，古典传统为我们提供的是考察现代政治难题的视角，而不是提供一套固定不变的解决方案。

　　科图拉斯认为，古典传统的当代意义并不止于理解冲突，也有助于促进跨文化对话与相互理解，并构成国家认同、社会凝聚力、文化延续性和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西方文明：

　　希腊与现代西方之间的历史关系，比一条直接延伸的传承线要复杂得多。克里斯滕森认为，当今人们所理解的“西方”概念本身就是历史建构的产物。“在这一叙事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希腊，与我们讲述过去的其他故事一样，也是一种建构。”在他看来，看似连续的遗产实际上体现了对历史的挪用，而非从古代到现代未曾中断的传承。

　　历史记录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图景。亚历山大的征服重塑了希腊世界和东地中海；此后，罗马将希腊纳入行省，同时吸收并改造其文化与艺术传统。即使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希腊学问仍在东罗马帝国延续。克里斯滕森认为，如今与西方文明相关联的理想化希腊形象，是在更晚时期尤其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逐渐形成的。

　　皮拉斯同样提醒人们，不应将现代“西方”观念投射到古代世界，不过他也强调，古希腊与西方历史之间确实存在深厚联系。古希腊、罗马、基督教欧洲以及西方社会，通过文本、语言、教育实践、法律传统和哲学论辩彼此相连。然而，这些联系构成的是一段充满转变、中断与重新发现的历史，而不是一条单一且从未中断的传承线。

　　希腊学问的传播也超出了希腊、罗马和西欧这一熟悉的叙事。基督教思想家有选择地吸收或批判古代哲学的同时，希腊学问也在拜占庭世界延续。使用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学者，同样保存、翻译、批评并发展了古代思想遗产的重要部分。皮拉斯认为，他们的贡献也应纳入欧洲思想史。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白钢认为，地中海世界并不存在一个始终如一的主体文明，其中心随着历史阶段变化而转移，不同文明围绕地区主导权展开竞争。而“西方”本身也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反复调用和建构的政治概念。伴随着16世纪以来西欧的崛起，欧洲知识界逐渐将古希腊从其所处的复杂东地中海文明网络中“剥离”出来，将其塑造成“西方文明”的起点，再与罗马和基督教传统相连接，形成“希腊—罗马—基督教”的现代性叙事。这一叙事不仅重新组织了欧洲自身的历史，也通过划分“西方”与“东方”，为文明之间设置了人为的边界。

　　古希腊文明本身的形成，同样不能脱离跨文明交流来理解。白钢强调，希腊哲学与城邦政治是在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及波斯等文明的深度交流和思想碰撞中发展起来的。若将希腊描绘成一个完全自生、与东方无关的文明起点，便会忽略这些交流在其历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会把复杂的地中海历史简化为单一文明的起源故事。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古希腊是否影响了欧洲，而在于这种影响如何传播、转化和诠释，以及“西方”的边界本身又是如何被界定的。皮拉斯强调，“‘西方’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地理边界和政治含义一直在变化”。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今天这个以“西方”命名的地缘政治实体。他提醒说，若将这一范畴倒置投射到古代，就可能把复杂的历史关系转化为一条看似必然的谱系。

　　在科图拉斯看来，西方文明从来不是文化上的同质整体。其历史涵盖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也包括不断变化的政治传统和反复重塑的身份认同。因此，“西方”既是一种具有连贯性的历史传统，也是一个多元且常常充满自相矛盾的历史形态。

　　皮拉斯同样承认历史连续性的重要性，同时反对将文化谱系视为排他性的根源。希腊和罗马的过去深刻塑造了欧洲，但其遗产并不止于欧洲；它也在跨越语言、宗教和政治边界的相遇中延续。皮拉斯认为，研究这些联系有助于我们不再把文化继承视为一条固定不变的谱系，而是将其理解为一个持续发生的诠释与交流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杨雪  陈密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