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影响已超出技术和产业领域，日益进入国家安全、经济竞争、政策决策和全球治理进程。仅将其视为大国科技竞争的新领域，已不足以解释其对国际关系的深层影响。随着数据、算法、模型和平台越来越深地嵌入权力生成与决策过程，人工智能正从国际关系中的技术变量，逐步转变为影响国际权力结构和互动方式的结构性力量。要理解这一变化，需要从权力、秩序与治理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展开讨论。

　　人工智能重塑国际权力的

　　基础与形态

　　人工智能对国际权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源基础、主体配置和运行机制三个层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战略资源，改变了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推动权力运作方式发生深层变化。理解这些变化，有助于我们把握智能时代国际权力演进的新趋势。

　　首先，权力资源基础变化体现为，人工智能拓展了国际权力的战略资源。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实力主要建立在经济、军事、人口和资源等要素之上。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芯片、算力、数据、算法、模型和人才逐渐成为影响国家能力的重要战略资源。这些要素具有高度关联性：先进模型依赖算力和数据支撑，算力依托芯片和基础设施发展，技术能力的转化又离不开人才、资本和应用场景。因此，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覆盖基础研究、关键技术、基础设施、模型开发和产业应用的体系能力竞争。国家科技实力的内涵也随之扩展，创新生态和技术体系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其次，权力配置方式变化体现为，人工智能改变了国际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资源广泛分布于国家、企业和技术网络之中。大型科技企业掌握基础模型、云计算平台、算力基础设施和开发者生态，在技术创新、能力供给和规则制定中的作用持续增强。开源社区、技术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也通过模型开发、标准制定和技术规范产生跨国影响。主权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行为体，但人工智能能力的形成越来越依赖政府、企业和技术网络之间的互动。由此，智能时代的国际权力呈现出更加多元的配置方式，国家权力、市场力量和技术能力之间形成更紧密的联系。

　　最后，权力运行机制变化体现为，人工智能推动算法成为影响国际权力的重要机制。人工智能深入信息处理、知识生产、风险判断和辅助决策的过程，使算法成为技术能力转化为现实影响力的重要环节。算法主要通过数据支配、决策代理和标准建构三个机制发挥作用。数据支配影响行为体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范围；决策代理通过预测、推荐和模型分析参与判断过程；标准建构通过技术架构、评价体系与规则设计影响价值判断和行动方式。随着算法越来越多地参与信息筛选、风险评估、资源配置和政策分析，其作用范围已经延伸至认知和决策过程。人工智能因此推动权力运行方式发生深层变化，使技术能力与政治影响力之间形成新的连接机制。

　　随着人工智能成为影响国家实力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国家间的竞争方式、互动关系和力量结构都出现新的调整。人工智能正在推动国际关系呈现出竞争体系化、互动复杂化和力量多元化的特征。

　　首先，竞争体系化体现为人工智能推动国家竞争从单点优势转向体系能力竞争。人工智能的发展涉及芯片、算力、数据、模型、人才和应用生态等多个环节，技术领先越来越依赖于完整创新体系的支撑。近年来，围绕先进芯片、算力基础设施和基础模型展开的竞争，已经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通过出口管制、产业投资和构建技术联盟等手段强化关键技术优势，中国则通过自主创新、产业体系和应用场景建设提升人工智能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竞争的焦点逐渐扩展至支撑长期技术发展的体系竞争能力，人工智能推动国际竞争进入体系化阶段。

　　其次，互动复杂化体现为人工智能强化了竞争性相互依赖。人工智能产业链深度嵌入全球技术网络，芯片设计、制造设备、云计算服务、科研合作和人才流动连接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战略价值提升，客观上推动了各国对技术依赖的重新评估，并加强了关键领域的自主能力建设。当前，国际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互动状态：一方面，国家之间围绕核心技术展开战略竞争；另一方面，各国通过全球技术网络获取资源、知识和市场。竞争与依赖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国际关系中的竞争性相互依赖。

　　最后，力量多元化体现为人工智能推动国际力量分布呈现多层次、多中心特征。人工智能使国际力量对比呈现出新的维度，技术能力、产业应用、市场规模和规则影响力共同影响着国家的实力和地位。美国在基础研究、先进芯片、基础模型和科技企业生态方面具有较强影响力；中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丰富应用场景和大规模市场，在人工智能应用和产业化方面形成重要影响力；欧盟则凭借市场规模、监管能力和制度影响力参与人工智能秩序塑造。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核心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约束，但仍积极寻求提升技术可及性、加强能力建设并参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由此，人工智能推动国际力量结构呈现多维交织的状态，国际秩序中的力量分布更加复杂。

　　人工智能在重塑国际权力和秩序的同时，也使传统治理模式在治理能力、治理边界和治理共识等方面面临新的压力。如何在促进技术创新、维护安全稳定和推动共同发展之间形成平衡，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重要课题。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的演进速度与现有治理能力之间存在张力。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大模型能力、应用场景和潜在风险持续变化，使传统治理模式面临新的挑战。数据安全、算法偏见、知识产权、信息真实性等问题跨越技术、经济和社会多个领域，现有治理工具难以及时覆盖新技术带来的复杂问题。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需要不断提升制度适应能力，加强风险识别、技术评估和政策调整能力，在推动创新发展的同时提高治理有效性。

　　其次，人工智能治理对象的跨界性与既有治理体系的分域性之间存在张力。人工智能广泛嵌入经济、社会、安全等领域，其风险也贯穿数据、模型、部署和应用等多个环节，并通过跨境数据流动、模型传播和平台服务产生跨国影响。现有治理体系主要按照国家辖域、政策领域和监管职能进行划分，容易出现不同领域之间衔接不足、跨境风险责任界定困难等问题。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需要在坚持政府主导和国家治理责任的基础上，加强跨部门、跨领域和跨国治理机制的衔接，提高对复杂治理对象的整体覆盖能力。

　　最后，不同国家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和治理重点存在差异。人工智能治理涉及安全、创新、发展、公平等多个目标，不同国家基于自身发展阶段和战略需求形成了不同的关注重点。一些发达国家更加重视技术风险、安全保障和竞争优势；许多发展中国家则更加关注技术获取、能力建设和发展机会。围绕开放与安全、创新与监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理解。这些差异增加了全球治理形成共同规则的难度，也要求国际社会探索更加包容的治理路径。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国际关系的运行逻辑。从权力结构调整，到国际秩序演变，再到全球治理转型，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已经超越单一技术领域，成为塑造未来国际关系的重要力量。面对这一历史性变革，国际社会需要在技术创新、安全保障与共同发展之间寻求平衡，在开放合作中推动技术进步更好地惠及各国。如何在竞争与差异中探索新的相处方式，将成为塑造未来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的重要课题。

　　（作者系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