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正（中国边疆研究所）

　　1997年以来，我先后主编了五套涉中国边疆实地考察的纪实性丛书，它们是（按出版年为序）：1997—2001年，“中国边疆探察”丛书；1998年，“民国边疆游记新读”丛书；2000年，“边地文化探踪”丛书；2001年，“中国大探险”丛书；2002年，“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丛书。

　　五套丛书各有特色，于我都是很有意义的学术实践！

　　策划出版一套由中国学者撰写边疆考察实录的丛书，在我心中非今日始。我自20世纪80年代起投身边疆考察，随着研究的推进与国内外同行交流日深，愈发感到：中国学者的边疆考察成果，有必要以更通俗的方式为公众所知。1993年，我应邀赴日本福冈参加国际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会上及会后赴京都龙谷大学，均以新疆考察经历为题作学术报告，引发日本同行热烈反响。此事对我触动颇深，也更加坚定了我让边疆研究走出书斋的信念。

　　1995年初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邀我参加一个出版选题座谈会，到了会场才知道，会议的召集人是山东出版总社的刘德久同志和虞静同志。“边疆的选题，山东的出版社会有兴趣？”我心凉了半截。出于礼貌，我介绍了几种丛书的构想，其中包括“中国边疆探察”丛书。我确实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中国边疆探察”丛书的构思我曾与几家出版社谈过，都说是好选题、好主意，但仅此而已。

　　这次出乎我的意料。1995年3月11日，我突然接到济南的长途电话，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汪稼明同志热情表示，愿意承担此丛书的出版，并很快亲自来京，面商选题种种。经过大半年的思考、讨论，1996年中终于拟定了一份组稿名单，在我的工作笔记中还留下当年策划选题、物色作者的片段记录。

　　1996年7月8日，我们确定了选题和作者。我们的作者群体当时年龄大都处在40—60岁，年富力强且具备丰富的田野考察阅历，也都是我们边疆研究学术圈的熟人。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撰写工作，大多在1997年6月按时交稿。山东画报出版社全力以赴，1997年12月第一批六种《鲜卑石室寻访记》《叩开辽墓地宫之门》《寻找被遗忘的王朝》《天山问穹庐》《无声的塔克拉玛干》《西南访古卅五年》出版。余下四种《谜中王国探秘——渤海国考古散记》《草原寻梦——内蒙古岩画考察纪实》《喜马拉雅寻觅》《大江跨境前的回眸》也于1999年先后面世。

　　丛书出版后社会反响颇为热烈。1998年1月20日，山东画报出版社在北京三联书店举行“中国边疆探察”丛书首发座谈会。同年2月2日，一位从未谋面的上海《文汇报》女记者周毅就丛书内容对我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电话采访。

　　访谈中，被问及“经过这些年的实地考察，对于您来说，‘边疆’这个词的涵义有没有发生变化？”我答道：“去过和没有去过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与当地人喝过酒，建立了友谊，经过这些年的工作，边疆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倾注了我的情感。而感情上的变化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它在理性上带来了更加开阔的视野。以此来看待边疆和他们的文化，就能认识到，他们有自己的历史，有延续至今的文化传统，是人类文明真实的组成部分。”

　　丛书的最后一册是顾德清的《1982—1985年探访兴安岭猎民生活日记》，于2001年9月出版。

　　在策划“中国边疆探察”丛书选题时，选题的选择和确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一些很有韵味的选题逐渐进入我们视野，诸如《高句丽寻古》（王承礼）、《锡林郭勒草原的梦》（张承志）、《鄂尔多斯怀古》（陈育宁）、《神秘的阿里》（祝启源）、《卡佤山探秘》（罗之基）、《南海寻古记》（王恒杰）、《海角寻古今》（马大正）等，其中除《海角寻古今》完成初稿，其他诸种均未最终落实。

　　1999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汉编部的王淑梅得知“中国边疆探察”丛书出版信息后提出希望我再主编一套“姊妹篇”，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于是有了“边地文化探踪”丛书的面世。2000年2月一次推出5种，分别是：王炳华、胡文康《一个正在解开的谜：罗布泊》；胡文康《走进塔克拉玛干》；齐东方《走进死亡之海》；唐戈《在森林，在草原》；马大正《海角寻古今》。

　　我将为丛书所撰的前言定名为“写在前面”，对丛书的定位作了几点说明：

　　“边地文化探踪”丛书，之所以定名“边地”，除了习惯上的边疆地区外，还将包括青海、宁夏、贵州等极具特色的边远之地；而“文化探踪”的定名，意在突出考察的文化内涵和作者的学者背景，以与飘泊探险的实践者和相关作品相区别。

　　“边地文化探踪”丛书将邀请当代具有边疆文化探察亲身经历的学者参加撰写工作。

　　“边地文化探踪”丛书倡导严谨的科学文化内涵与优美生动的语言表达方式二者间的完美结合；对学者来说，它是有价值的科学考察报告；对广大读者而言，则是充满智慧、充满新奇的通俗科学珍品。

　　丛书各册首印5000册，与“中国边疆探察”丛书一样被学界和广大读者所接受。

　　“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让文化充满雅趣，让大众在雅趣熏陶下揭谜心醉。”我在“写在前面”结尾所表述的理念，也成为学人的共识而备受人们关注、重视并实践。

　　时光匆匆，岁月流逝，30多年弹指而过。耄耋之年的我，至今还时有国内外研究者和读者问询丛书作者们的近况。丛书的生命力还在时空中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