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于艺”出自孔夫子之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抛开对“艺”字理解的争议——或以为“艺”乃“义”之误，或以为“艺”乃儒家之“六艺”等——单从该字引申出的“艺术”角度，即以“雅人四好，琴棋书画”为代表的修身养性之“艺”来解读，“游于艺”这三个字也很能给现代人以启示。

　　世上学问大致可分两类：经世致用之学与修身养性之学。《西游记》中，作者借美猴王求仙访道而不遇来感慨，“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更无一个为身命者”。本文所说的“艺术”指后者，即“为身命者”之学。

　　“为身命者”之学大抵可归于美育范畴。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求知、想好、爱美，三者是人的天性；真善美皆备，人生才完美。美育是一种情感教育。“礼以制其宜，乐以导其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儒家重礼，因为礼能使行为仪表规范；儒家也重视诗与乐的教育，因为它们有助于怡情养性。

　　对于这种怡情养性之学的好处，古人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记载或描摹。孔夫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李太白观看怀素狂草，顿感“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身心犹如经历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白乐天听了琵琶女的演奏之后，感慨“如听仙乐耳暂明”，最后更是“江州司马青衫湿”，谪居江州的不如意因之得以暂时忘却。从古人留下的海量诗词、笔记等记载来看，欣赏艺术或能让人沉浸其中而至忘我之境，或能让情绪得到发泄，卸下心中负担，从而身心舒泰。

　　“游于艺”并不局限于对琴棋书画等艺术的学习与鉴赏，扩而大之，是让人身徜徉于自然，让心灵漫游于宇宙，从而达至物我两忘，天人合一。对此，古人也有相当丰富的体验，如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嵇康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程颢的“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等，都是如此。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国外思想家与中国古人有所不同，如帕斯卡有言，“人是能思想的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然而因为人有思想，所以可以包容宇宙”。帕氏以这种对比来提醒，人类虽渺小却应认识到自身的独特与伟大——“由于思想，我囊括了宇宙”。但中国古人对待自己与宇宙的关系则不作如是观。一方面，他们认识到长江之无穷与吾生之须臾，另一方面并没有产生“思想囊括宇宙”之自负，而是承认天地之间物各有主，众生能做的是“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如此而已。就像在中国古典山水画里，人与空间的关系是“丈山尺树，寸马分人”，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认为，这种安排意在表现人与自然不是正面的抗衡、紧张的对立，而是纵身大化，与物推移。

　　诚然，古人尤其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贤者，对优游林下的推崇是有前提的：只在“俗务”之外偶尔为之，并非要大家都去做隐逸之士。苏轼回顾自己一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固然有自嘲成分，但其所着眼的不是承天寺夜游与赤壁泛舟之类，而是在这些地方办教育、劝农耕等，留下了百姓称颂的政声。李白虽然标榜“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可年少时就立志“已将书剑许明时”；被人排挤时，心心念念的是“长安不见使人愁”；到了晚年还豪言“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杜甫年轻时也立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使是归隐后的陶潜，他夜读《山海经》，依然有感“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这也正好理解孔夫子原话的顺序：“游于艺”是应当的，但“志于道”才是排在首位的。因此，我们能看到的古人关于进与退的表达，差不多都是以退为进的，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也。真的要退，只能是“功成身退”。孔明感刘备三顾，不得不出，临行前却叮嘱其弟诸葛均：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

　　正因如此，“游于艺”就显得更为重要。物太刚易折，弦过紧易断。当今之中国人，置身于这个伟大而急剧变革的时代，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新知识，有如千帆竞渡、百舸争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与不进则退的压力如影随形。何以处之？放浪形骸之外固不足取，一味敛束清苦以致身心俱损，尤令人可惜。其必曰：学者既要有兢业的心思，又要有悠闲的趣味。于繁忙紧张工作之余，每天抽点时间，或听一支乐曲，或赏一段好剧，或冥想于室内，或舒啸于旷野，或缓步于花间，或徜徉于林下，放松紧绷的神经，休息疲惫的大脑，从而以更饱满的元气面对明天，以及明天的明天。当然，修为高者，“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另当别论。

　　于我辈而言，“游于艺”，宜矣！

　　（作者系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