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乌兰察布考察时指出，要“注重‘算电协同’‘算水协同’，搞好算力中心项目建设和运营，积极推动绿色算力产业发展，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多作贡献”。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数字化与绿色化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内在逻辑，为新时代推进能源革命、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新的实践指向和理论视野。

　　能源革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工业文明二百余年的发展，建立在化石能源大规模燃烧的基础之上。化石能源的有限性、不可再生性及其地理分布的不均衡性，不仅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也催生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争夺与动荡。当今世界地缘冲突频发，传统能源供应链的脆弱性反复暴露，能源安全的内涵正从“供给总量是否充足”转向“系统是否具有韧性”。可见，依附于化石能源的文明形态，难以支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难以支撑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不仅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还强调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而能源革命正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这一战略部署的深层逻辑，就是推动能源体系从化石能源主导转向清洁能源主导，从被动适应自然转向主动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因此，能源革命不是“换一种燃料”，而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新文明形态深刻变革的“牛鼻子”。算电协同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意义，正在于它把这一变革从供给侧的“换源”推进到需求侧的“重构”，使绿色电力的大规模供给与国民经济的高质量需求实现有效贯通。

　　算电协同破解新型电力系统核心难题

　　推进能源革命，我国在供给端已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仍面临一个结构性难题：风电、光伏具有间歇性与波动性，大规模消纳成为瓶颈。能源革命在供给端突飞猛进，在需求端却长期缺乏足够规模、足够柔性、足够可调节的负荷与之相匹配。

　　算力产业的崛起，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人工智能训练与推理需要持续、稳定、大规模的电力支撑。据国家能源局统计，2025年，我国已建成42个万卡级智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八大枢纽节点算力用电成为增量主力，近3年平均增长率约为39.5%，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的平均增速。预计“十五五”时期，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如此量级的用电需求，若继续依赖化石能源，我国的碳减排压力将难以承受；若引导其与绿电深度协同，算力中心就能从被动的耗能大户转变为新型电力系统中的柔性负荷。从学术、政策概念到产业实践，中国正在重新定义“瓦特”与“比特”的关系。这集中体现为：算力不再是被动消耗电力，而是主动适配绿电。

　　在传统能源体系中，需求侧几乎是被动的，用户何时用电、用多少电，电网只能跟随与满足。算电协同则使一部分需求具备了时间与空间上的可迁移性，即AI推理任务可以在绿电富集时段集中执行，离线训练任务可以在电价低谷或风光大发时段启动。只有当需求侧具备了柔性，新型电力系统才真正拥有消纳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能力。也就是说，通过算电协同，能源革命可以从“供给替代”进入“系统重构”的深水区，这一转变的意义不容低估。

　　彰显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实践伟力

　　我国风光资源富集区多在西部的荒漠、戈壁、草原，而算力需求集中在东部，“东数西算”工程将算力需求引导至风光资源富集的西部，使绿电就地消纳与算力成本优化形成同向合力。乌兰察布发挥绿电、气候、区位等比较优势，绿色算力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就是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范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注重“算电协同”“算水协同”，正是要求在算力产业发展中统筹能源与水资源约束，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贯穿始终，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维护生物多样性，走出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之路。

　　从更宏阔的视野看，算电协同深刻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根本价值取向。传统工业文明的能源逻辑是征服自然、榨取自然，把能源视为可耗竭的战略物资加以争夺。生态文明时代的能源逻辑则是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把风光水火储统筹起来，让需求侧主动适配自然的节律。而算力主动适配绿电，本质上是人类的生产活动主动顺应自然规律。当世界多地因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而放缓转型步伐，甚至重拾化石能源“压舱石”之时，中国以算电协同为支点，将保障能源安全、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与实现“双碳”目标统合于同一框架之内，为全球能源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以大历史观推动算电协同走深走实

　　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跃迁，都伴随着能源利用方式的根本变革。采集渔猎文明依附于自然界的直接馈赠，农业文明以人力、畜力和生物质能为基础，工业文明则以化石能源的大规模燃烧为动力，把人类带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了紧张对立。钱学森先生曾以宏阔的历史视野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将人类经济的社会形态飞跃划分为数次产业革命，并指出第五次产业革命以电子计算机和信息组织起来的生产体系为核心，并提出“要预见到第六次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前景正是以太阳光为直接能源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体系。中国正在进行的算电协同实践，恰恰构成了这两次革命之间的关键衔接：信息生产力不再只是效率工具，而是成为可再生能源消纳的智能负载；太阳光不再只是新能源，而是通过算力的柔性调度获得稳定的市场出口。这种衔接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需要规划布局的统筹、技术体系的融合、市场机制的创新。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国正以算电协同为支点，在人类能源革命的“换源”与“换脑”之间架起了一座制度之桥、实践之桥。可以说，在算电协同中加快推进能源革命，是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何以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鲜活注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