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围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明确提出要“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这是立足我国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而作出的重要部署。其中，“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核心在于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明确了绿色发展方式创新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凸显了绿色能源革命对绿色发展方式创新的基础性作用。而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是理解将绿色发展方式创新作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抓手的理论前提。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重大论断，为厘清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内在关联提供了根本遵循。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在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发展内涵、发展路径等多个维度高度契合、内在统一。从发展阶段来看，二者都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实现路径。从发展理念来看，新质生产力是创新发展的理论表达，绿色生产力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载体，前者为后者注入强劲发展动力，后者为前者划定价值发展方向。从发展内涵来看，二者均致力于摆脱传统发展模式，追求“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内涵式发展。从发展路径来看，二者自身发展都离不开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升级。

　　只有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指导，深刻领会“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才能牢牢把握发展方式创新的绿色化、低碳化前进方向，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作为重要理论根基。

　　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

　　发展方式创新具备系统性、全局性特征，不只局限于供给侧的生产端变革，更体现在需求端的消费模式更新上。它既要求壮大新兴绿色产业，也要求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改造升级；既需要生产方式实现绿色转型，也需要生活方式同步绿色变革；既强调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持续保护，也强调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绿色跃升。《意见》提出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其核心指向就是全面推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

　　首先，在供给侧层面，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一方面，做强绿色制造业、壮大绿色服务业、提质绿色能源产业，持续提升绿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另一方面，综合运用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治理等手段，依托绿色科技创新与先进绿色技术落地应用，推动重点行业实施绿色化改造，实现生产全过程的绿色转型。

　　其次，消费既是社会再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拉动再生产的原生动力。绿色生产唯有有效转化为绿色消费，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培育壮大绿色消费是发展方式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绿色消费发展既受到居民消费习惯、消费能力的制约，也面临绿色产品质量标准尚不统一等现实障碍。促进绿色消费，既要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也要完善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通过生产端提质、监管端兜底、社会层面营造氛围的全链条协同，逐步重塑大众消费偏好，提升群众绿色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促成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双向互促、良性循环。

　　最后，发展方式创新需要合理调控生产和消费的总体规模。即便属于符合生态文明导向的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一旦其规模超出自然生态承载力，同样会背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为此，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统筹兼顾边际效益与总量效益，打破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单向传导的旧有模式，构建双向互动机制，进一步优化资源总量管控，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效率和水平。

　　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

　　发展方式创新离不开政策的有力支撑，也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当前，以“新三样”为代表的绿色低碳产品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但距离成长为主导性产业、核心增长引擎仍存在不小差距。一方面，要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依靠绿色技术产业化不断做大绿色产业体量；另一方面，提升绿色技术普及渗透率，加大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力度，推动传统产业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能”的绿色形态演进。

　　无论是培育新兴产业、新技术、新模式，还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无论是供给侧的改革还是需求侧的引导，绿色发展的落地见效都离不开政策的有效赋能。完善的绿色发展政策，有助于把外部的成本约束转化为企业内生的收益追求，我国“新三样”的发展实践为此积累了宝贵经验：综合运用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科技、生态环境等多方面政策，拓展企业绿色生产的收益空间，助推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迭代升级，待产业成熟之后扶持政策再有序退出，实现对产业培育全周期的保驾护航。

　　与此同时，绿色发展方式创新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带来新机遇。依托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优化碳排放配额分配，持续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能够为中西部生态功能区打通生态价值市场化转化的实现渠道。依托产品碳标识认证、碳足迹管理体系，优化绿色采购政策，完善绿色税制，落实生态导向型农业补贴，能够为中西部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制度保障。为更好发挥政策牵引效能，还需要建立科学完备的核算体系与评价机制，精准把握政策实施的时机、力度与节奏。

　　纵深推进绿色能源革命

　　纵观人类历次科技革命，能源革命始终具有基础性、广泛性、根本性特征，能够带动其他产业领域的技术迭代突破。创新发展方式，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以强大、可靠的绿色能源供给为依托。当前，我国绿色能源产业已生产出全球约80%的太阳能电池、70%的风力涡轮机及70%的锂电池，且在成本上具备绝对优势。《科学》杂志将由中国引领的可再生能源增长列为2025年度十大科学突破榜首，充分肯定了我国在推动全球可再生能源技术革命进程中的突出贡献。

　　纵深推进绿色能源革命，要全面落实能源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既要面向科学前沿攻坚，探索前沿绿色能源技术，稳妥有序发展先进核裂变能；深化电力生产、输配、价格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绿色能源落地应用堵点，加快全社会用能绿色化步伐；配套建设适配绿色能源生产的储能、输配软硬件基础设施，打造重大应用场景，完善新能源消纳与调控相关政策。此外，还需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加强绿色前沿技术联合科研攻关，深化生产、消费领域的全球协作，共同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