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全球生产要素配置格局加速调整。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不仅依赖国内创新资源和产业基础，也需要充分利用全球先进生产要素。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任务，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明确了方向。

　　突破创新资源的地域约束

　　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主要是通过拓展创新资源来源、优化要素组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改善制度环境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其作用机制在于通过制度型开放和体制机制创新降低要素跨境流动成本，促进全球优质资源与国内创新体系深度融合，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汇聚更广泛的资源。

　　首先，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能有效突破创新资源的地域约束，拓展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空间。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往往具有知识密集度高、研发周期长、投入强度大及多学科交叉等特征，需要汇聚全球知识、技术、人才、资本和科研设施等创新资源。当前，科技创新活动日益呈现全球化、网络化和协同化趋势，这意味着高水平创新离不开全球合作。同时，知识的流动与交流本身就是进行创新的条件；不同国家和地区研究者之间的交往，能促进知识积累与技术互补，降低创新活动的信息搜寻和重复研发成本，提升创新效率。尤其是面对复杂技术问题，跨国知识交流与协同研发有助于整合各国优势领域资源，提高取得原创性、突破性创新的可能性。

　　其次，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有利于通过全球创新网络，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科技创新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有效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在运用全球先进生产要素的过程中，我国的企业能够联结国际科研机构、海外科技企业、产业集群与市场需求，为其开展技术研发、应用验证、成果转化和规模化生产提供协作条件，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实现技术、工艺、设备和管理模式升级。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创新协作，有助于及时把握国际市场需求、技术趋势和产业标准，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新材料、高端装备和生物制造等领域，推动全球创新资源与国内产业配套、应用场景和市场优势相结合，有利于加快技术迭代与成果产业化，培育新兴产业增长点。

　　最后，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反过来对制度型开放与体制机制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助于完善要素配置制度保障。全球先进生产要素配置不仅取决于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也受到市场准入、产权保护、技术转移、数据治理和规则衔接等制度条件影响。透明的制度环境能够降低跨境交易成本、稳定市场主体预期，促进创新资源持续流入和有效配置。因此，制度型开放与体制机制创新既是全球先进生产要素高效流动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动外部资源转化为国内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条件。

　　先进生产要素全球配置的实现路径

　　当前，对照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我国在全球先进生产要素配置方面仍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是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提升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现阶段结合《意见》部署，可以聚焦以下五个方面协同发力，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全球先进生产要素配置制度体系。

　　第一，进一步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先进要素全球流动配置空间。通过加快自主开放，深化知识产权、跨境服务贸易和竞争政策等领域改革，降低先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成本。依托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的应用场景，鼓励外资创业投资机构、国际标准化组织等来华发展，吸引全球先进技术、人才融入国内创新链。统筹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推动货物贸易升级，扩大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开放，培育跨境电商等新业态，促进先进要素集聚、产业升级与市场扩容协同发展。

　　第二，进一步推动自贸试验区差异化发展，打造先进生产要素集聚高地。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基于自身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沿海片区聚焦数字经济、生物医药、高端制造和离岸金融等前沿领域；沿边片区依托地缘优势，深化与周边国家产业合作，畅通先进要素跨境流动渠道；内陆片区依托陆港枢纽和产业基础，建设开放型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区。围绕技术进出口、外籍人才服务、跨境资金汇兑和数据跨境流动深化改革试点，推动成熟经验复制推广。

　　第三，通过进一步大力发展多边双边合作，构建全球创新合作网络。积极参与全球创新治理，深化与主要经济体的科技合作，拓展与新兴经济体的务实经贸合作，构建多元化合作网络。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依托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等平台，开展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创新成果双向转化和人才联合培养，促进国际创新资源与国内产业需求对接。

　　第四，深度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整合源头创新资源。一方面，围绕量子信息、生物制造、核聚变能、深空深海探测等领域，积极牵头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吸引全球顶尖科研机构和人才参与。另一方面，深度参与现有国际大科学项目，提升我国在规划设计和核心技术研发中的参与度，增强规则参与能力。配套完善人才双向流动、科研设施开放共享和成果转化机制，推动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衔接。

　　第五，引育国际化创新主体，完善开放创新生态。放宽外资创业投资机构准入条件，优化其经营环境，全面落实其国民待遇，便利跨境资金流动，支持外资创投资金投资科技型初创企业、参与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发挥其全球资源对接优势。同时，要吸引国际标准化组织和科技组织在华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支持国内企业、科研机构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升我国在新兴产业领域的标准话语权。还要培育知识产权、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机构，为吸引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境内配置提供支撑。

　　（作者系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