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十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无疑是实现“健康中国”愿景道路上的又一里程碑。从2009年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到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健康中国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多年来，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成绩显著，不仅人口健康指标持续提高，医疗服务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也取得了长足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卫生健康治理的中国之策，凝结着多年辛勤探索的宝贵经验，也必将为全球卫生健康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中国实践样本。

　　近年来，观察政策文件和相关报道可以发现，提法已从“医疗卫生”逐步过渡到“卫生健康”。这个看似简单的语汇变化，折射出治理范式的深刻变革。过去“医疗卫生”的提法，其底层逻辑仍然是事后补偿和“生病—看病”的末端治理，工作重心往往集中于医院、医生、药品和技术等微观领域；“卫生健康”理念则将人民健康作为国家治理总体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局限于医疗卫生系统的工作，而是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主动全周期治理。与此相应，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原卫生部历经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阶段，重组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从“部”到“委”，意味着卫生健康工作从单一行业管理转向跨部门协同，意义深远。

　　纵观2009年新医改启动以来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正本清源，将“公”作为整个制度体系的根本锚点。从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经历了一段“过度市场化”的过程，存在着大处方、过度医疗以及“看病贵”“看病难”问题。2009年新医改启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在2016年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由此，政府主导、公平可及，成为我国卫生健康治理的根本指针。

　　经过十多年的系统性改革，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过度市场化”的趋势已得到根本性扭转，这在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卫生体系均发生不同程度公益性滑坡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公益性滑坡最突出的案例是美国，它是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保的发达国家。尽管“奥巴马医改”在立法和政策层面为改善医疗保障体系的公平性与可及性做出了很大努力，2025年仍有2000多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公共医疗保险覆盖面在2025年出现收缩。如果考虑到其快速增长的医疗费用，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将面对更加沉重的就医负担。英国的全民健康服务（NHS）制度蜚声全球，覆盖全体国民，但占据医疗体系绝对主导地位的公立机构长期面临人员短缺、超长等待时间和预算紧缩等问题，公共供给能力被严重削弱。为了提高效率，英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公共财政购买服务等模式借力于私营部门。然而，有研究显示，这种应对策略并未真正增加公共医疗体系的容量，私营部门更多是在替代而非补充NHS的供给能力，客观上导致患者的等待时间不平等现象加剧，形成服务公平性危机。在全球中高收入国家普遍面临卫生费用高昂、人口快速老化、技术成本上升等结构性压力的背景下，能否坚守公益性，有效应对医疗行业中的种种市场失灵，是对各国政府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验。

　　二是顶层设计引领，探索出“三医联动”的治理方案。2009年新医改启动之前，我国医疗卫生体系曾存在制度碎片化和协同不畅等障碍。经过长期探索，医疗、医保、医药联动的治理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存在多年的障碍。“三医联动”植根于中国的制度土壤，其比较优势集中在协调的速度、执行的一致性和对费用结构的干预能力方面。在解决“政策碎片化导致改革相互抵消”这一跨国性难题上，提供了不同于西方整合路径的另一种可能。

　　近年来，以DRG/DIP为代表的支付方式改革初衷良好，但在不断深入的过程中，确实给基层医疗机构带来不少阵痛。费用控制、价值医疗与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张力日渐显现。面对这些挑战，更须秉承锐意进取、实事求是的改革精神，不断探索更优方案，在联动框架内更好兼顾医疗的专业自主性、医药的创新激励和医保对多元需求的回应性，更好发挥“三医联动”对医改实践的指导作用。

　　三是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各类改革试点不仅为解决地方医改难题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也为全国范围内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无论是1994年作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序幕的“两江试点”，还是2012年启动后逐步上升为全国医改样板的“三明模式”，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探索。此后，无论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还是医联体、医共体建设，地方试点都为相关政策工具的设计与调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地方经验。在强调顶层设计的新时期，地方试点应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尤其是在医保控费和医疗机构发展之间的张力增大、医疗服务体系整合仍面临体制机制障碍、颠覆性科技日益深刻重塑医疗卫生体系的背景下，地方政策创新的价值愈发凸显。因此，应充分激发地方首创精神，鼓励先行先试，健全并落实容错纠错机制，推动“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地方创新双向互动、良性循环，构建更有活力的卫生健康治理格局。

　　（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