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法治是健康中国的根本保障，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与法律规范的高度总结。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构建新时代卫生健康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体系提供了重要遵循。总结提炼卫生健康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既是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法治化的现实要求，也是构建中国自主卫生健康法学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

　　均衡普惠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逐步缩小城乡、地区、人群间基本健康服务和健康水平的差异，实现全民健康覆盖”。这些重要论述凝练为均衡普惠原则，体现在《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和《医疗保障法》各项原则性规定与制度中。《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15条强调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须“公民可公平获得”；第11条规定通过增加转移支付等方式重点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第83条确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2026年8月通过的《医疗保障法》第3条更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列为法定原则；第5条进一步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均衡普惠由此贯通医疗、医保、医药三个维度，成为“三医协同”的价值轴心。

　　均衡普惠，即健康资源人人可及、人人可负担，且在城乡、地区、人群之间均衡配置。健康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包含健康资源获得权、基本医疗服务请求权、公共卫生服务请求权、健康社会保障权、医疗救助权等。健康权的社会权属性决定了国家负有提供医疗服务、兜底救助的积极义务。因此，为保障健康权公平、可及，均衡普惠原则是国家履行健康权保障义务的必然要求。分析其内涵，“普”指覆盖的普遍性，即不遗漏任何人群与地区，保障健康服务的可获得性；“惠”指受益的实在性，即服务与保障须可负担。通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梯次减负，防止因病致贫返贫；通过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和基本药物制度保障医药可及。“均衡”则是对“普”与“惠”的空间校正，以统筹层次提升、财政转移支付、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消解城乡、地区间的健康差距。公平并非平均，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推动健康资源均衡布局，以实质公平保障公民健康权。

　　健康优先原则

　　在2016年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一重大论断经由立法转化，凝结在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6条原则性规定中。法律明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将健康理念融入各项政策、将公民主要健康指标改善情况纳入政府目标责任考核。

　　所谓健康优先，是指在公共决策、权利衡量与资源配置中将健康权置于优先考量、优先保障的价值位阶。从权利地位来看，生命权与健康权是公民享有其他基本权利的前提。健康是“1”，其他都是后面的“0”。健康受损，财产权、人身自由权乃至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等权利的实现均将落空。因此，健康权在与其他基本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具有优先保护地位。当然，健康优先并非健康权的绝对化。国家履行给付义务须受财政支付能力的合理约束，在健康利益与其他公共利益之间实现法益平衡。

　　预防为主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预防涵盖健康观念、健康习惯、健康环境、食品安全、疾病防控等方方面面。预防为主原则在《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得以规范化、制度化，并上升为健康促进的基本原则。健康权包含健康维护、疾病救治等多重面向。传统法治多聚焦患病后的医疗给付，属事后救济。而传染病、慢性病、精神病等风险具有隐蔽性与扩散性，事后救治成本高且损害不可逆。预防为主原则重在落实国家的保护义务，通过源头管控避免可预见的健康侵害，是健康权保障更为经济、根本的实现路径。

　　预防为主是“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的原则化，其要义有三。第一，关口前移，将健康维护重心从疾病治疗前移至健康危险因素的识别与控制。第二，资源优位，要求财政投入与制度资源向公共卫生和预防服务倾斜。第三，全民参与，明确公民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形成国家主导、各方联动的治理格局。预防为主原则的确立，是我国卫生健康法治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型，成为健康优先原则的实践路径，为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了可持续的法治方案。

　　中西医协同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9条规定：“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发挥中医药在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中的独特作用。”第66条进一步要求发挥中药“在预防、保健、医疗、康复中的作用”。作为中医药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医药法》以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为立法目的，为上述要求和规定的落实提供专门制度支撑。

　　首先，中西医协同要求二者并重，矫正长期以来“以西律中”的结构性失衡。现代医学的话语体系多按西医逻辑构建，一味套用西医标准。中国卫生健康法学必须结合中医理论与标准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其次，中西医协同是两种医学体系相互补充，互学互鉴。只有让各种传统医药体系从本土走向世界，在交流互鉴中共同进步，才能汇聚更大效用、创造更大价值。最后，中西医协同应守正创新，使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相互成就。中西医协同丰富了健康权的实现路径，为公民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健康服务选择，体现对健康权中自主选择维度的尊重。中西医协同原则的确立，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卫生健康领域的制度范本。

　　公益性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这一要求也体现在《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该法第3条第2款确立公益性原则，第39条、第40条明确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以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为补充，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事业中发挥主导作用，并对资本参与作出限制性规定。

　　公益性原则的正当性，植根于医疗服务的结构性缺陷与公共产品属性。一方面，医疗具有高度专业性，患者对疾病与治疗缺乏认知和选择能力，信息不对称极易诱发“供给诱导需求”，妨碍健康权的实现。另一方面，现代以来，医疗服务普遍被拟制为公共产品，国家具有保障义务。患者在医疗领域缺乏有效选择能力，故医疗服务应采取积极健康权规范模式，由政府主导提供，而不能交由市场自发调节。

　　卫生健康法治的五项基本原则是内在统一的整体。均衡普惠锚定公平目标，健康优先确立价值序位，预防为主重塑治理关口，中西医协同彰显本土路径，公益性划定事业底色。推进五项原则的制度化、规则化，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卫生健康法治体系，以法治护航健康中国建设，保障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

　　（作者系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