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长征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也逐渐进入国际学术视野。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S. T. Lee讲席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以及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两位学者分别从中国抗战史和全球史的视角，分享了对长征的战略遗产、精神价值与全球意义的独到见解。

　　“长征全方位检验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能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意味着什么？米特与奥弗里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回答，但都指向一个共同判断：长征为中国共产党参与抗日战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组织与战略基础。

　　米特表示，长征全方位检验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能力。首先，长征让中国共产党学会了如何兼顾长期规划与随机应变。中共中央当初计划从江西出发突围转移之时，没有人清楚最终能有多少人抵达终点，甚至连目的地究竟在何处都没有确切答案。长征途中，主要军事指挥员必须针对国民党的战术随机应变，探索重整队伍、壮大自身的全新路径。在此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游击战争战略思想。这些思考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系统化，形成《论持久战》中的重要论断。此外，长征途中开展的政治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革命思想。

　　奥弗里告诉记者，长征为中国共产党投身抗日战争创造了现实条件，并在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之外，开辟了敌后战场，形成一支新的抗日力量。奥弗里表示，长征“不仅如毛泽东所愿保存了共产主义的火种，还让中国共产党在地理上转移到可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区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率先倡导并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米特从国家建构的角度将长征概括为一个典型案例：一场在当时看来近乎灭顶的劫难，最终却被锻造为国家建构的精神叙事。“当时没有任何成功的保证，这是生死攸关的节点——倘若共产党没能重建根据地，可能要耗费数年乃至数十年才能恢复元气。”

　　不过，米特指出了当时一个极为关键的背景：20世纪30年代中日开战的可能性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率先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是重要转折点，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全国抗日潮流的推动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格局的转变，为共产党赢得了重整队伍、调整战略的宝贵空间。而长征中淬炼出的军事与战略决策能力，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逐步显现其深远影响。

　　长征留给人类的精神财富

　　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曾出版《人类1000年》一书，评选出公元1000—2000年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100个重要事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入选其中。这份认可不仅源于其军事成就，更来自它的强大精神感召力。

　　米特在2021年曾谈道，如果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战士们没有很强的为政治理想献身的精神，就很难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完成长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观点：“长征对理想信念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能够坚持走到最后的人，必然对自身事业怀有坚定信念，拥有支撑全程的意志。”

　　当然，这份信念并非凭空而来。米特观察到，自20世纪20年代建党之初，思想学习就是中国共产党工作方法的核心组成部分，而长征在极端艰苦的斗争环境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实践。在米特看来，历史学家想要理解长征所体现的政治信念，最好的切入点就是共产党的思想。他呼吁用严谨的方式对其思想开展研究。

　　从中国故事到全球叙事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冲破重重封锁，抵达陕北苏区。他以纪实文学《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将中国革命的真相呈现在世人面前。几十年过去，这部经典依然熠熠生辉。它以白描之笔还原了红军长征的壮阔史诗，以鲜活细节击碎了历史的刻板印象，被后世学者誉为跨越时代的“人民史诗”。作为最早向西方世界系统介绍长征与红色中国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90年后的今天，长征的国际传播境况如何？两位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判断。

　　米特持谨慎乐观态度。他表示，近年来，国际社会对长征的认知实际上有所提升。西方中学课程里关于中国历史的内容，相比二三十年前丰富了许多。美国以及欧洲的许多在校学生，都对长征有一定了解。播客、短视频平台产出了大量通俗历史内容，提供了看待长征以及其他中国相关历史的多元视角。但即便如此，在国际社会的认知中，中国长征距离成为20世纪全球史中的标志性事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奥弗里认为，斯诺无疑是西方了解长征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尤其是美国公众对亚洲的了解要超过欧洲民众。但从全球史的视角看，长征尚未真正获得应有的一席之地。西方历史学家大多把长征解读为一场政治求生，对它蕴含的军事价值关注甚少。

　　“显然，长征理应得到更多重视，因为现代中国大国格局的根源便在于此。”奥弗里透露，他近期阅读了三本以全球史视角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书，书中几乎没有涉及中国。国际学术界想要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就必须更多关注亚洲的历史。

　　奥弗里强调，如果长征要成为全球共享的历史记忆，中国学者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让这段历史为更多人所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把中国历史论述融入更广阔的全球史叙事中。

　　米特建议，一个有效的思路是把长征置于20世纪早期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脉络之中。“举例而言，我们既可以探讨苏联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影响，将其作为全球叙事的一部分，也要强调长征讲述的故事，即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力量评估局势、扭转困境。这两方面同等重要，长征既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全球历史的一环，也是中国现代史的核心篇章。”

　　90年后的今天，长征已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神符号。在中国，它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新征程的精神坐标；在国际上，讲好长征故事、引发长征精神的全球共鸣，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共识。米特与奥弗里提醒人们，长征的全球意义不会自动呈现，它需要严谨的学术研究、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和持续的国际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密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