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段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中，红军转战西南川滇黔三省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工作经验。长征时期党在西南地区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实践具有阶段递进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对中华民族“自在”状态的深入调查与认识，不断推动党的民族理论从马列主义原理向中国化的民族政策转变，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具有开创性意义。

　　对民族问题战略地位的认识

　　长征之前，中国共产党已在“二大”“六大”等会议中提出民族纲领，长征进入西南后，民族问题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1934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指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地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这是党首次将民族问题提升到“决定战略任务”的高度。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进一步强调：“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从“战略任务”到“革命胜利前途”的提法变化反映出党对民族问题战略地位的认识已从军事策略层面上升到革命全局层面，这是党的民族政策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长征时期，党对民族问题的处理经历了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的转变过程。早期受苏联影响，党的文献中多强调“民族自决权”。民族自决是指团结和联合国内少数民族，以开展反帝反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及争取自身的民族解放。1935年5月，朱德总司令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明确提出了“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的主张，已初步具有民族区域自治的雏形。1936年10月，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豫海回民自治政府正式成立。这种从“自决”到“自治”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之道路，为最终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

　　对少数民族社会结构的深刻洞察

　　长征初期，党偏重于通过下层统一战线来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进入西南后，党发现少数民族上层在群众中还有极大的权威与威信。对少数民族社会结构的准确把握是党在民族地区开创性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基础。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的西南地区民族工作实践的深入，党对少数民族的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调整，开始把联络和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作为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为长征的胜利乃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使党能够更加科学客观地分析民族问题，明确了“反对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平等，坚持民族团结”的根本政策。此后，党开始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从抽象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政策，实事求是地制定并实践了民族平等团结、保障宗教权利、培养民族干部等政策。针对不同民族的特点，党制定了差异化的具体政策，还对宗教信仰与迷信加以区分，对爱国上层人士与反动头人加以区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政策智慧。

　　在组织保障方面，红军各部成立了专门的民族工作机构。红四方面军在军、师政治部内增设了少数民族委员会，吸收当地少数民族民众参加；团政治处设立少数民族组，负责调查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等情况。红军总政治部还建立了纪律检查队，负责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这些组织建设为民族政策的落实提供了坚实保障。党还在红军长征途中发布了《告川西北藏彝民族书》《藏区十要十不要》《告回番民众》等一系列决议、指示、口号和文告，及时、深入地推动和指导了民族理论的实践化发展。

　　长征时期党在西南民族工作的意义

　　长征时期党在西南川滇黔地区的民族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开创性实践。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如此广泛地接触少数民族，第一次如此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多民族国情的复杂性，第一次如此成功地运用民族政策赢得少数民族的支持。可以说，对中华民族“自在”阶段和状态“身体力行”的深刻调查、探索与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开创、制定和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坚实基础。

　　一是为红军长征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群众保障。党的民族政策赢得了西南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在贵州，苗族群众为红军带路、送粮、掩护伤病员。在云南，船工张朝寿等36名彝、汉、傣族船工帮助红军七天七夜渡过金沙江。在四川，冕宁抗捐军配合红军作战，彝族首领小叶丹组织“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坚持斗争。毛泽东曾感慨地说：“长征的胜利，是与各族人民支援分不开的。”

　　二是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积累了宝贵经验。长征时期，党在西南川滇黔的民族工作实践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丰富经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些长征时期探索形成的政策最终发展成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基本框架。长征时期的民族工作不仅保证了红军战略转移的胜利，更为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历史基础。长征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深入接触到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真切认识到“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正是长征的实践使党从理论上弄清了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关系，为后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奠定了历史基础。长征播下的民族平等团结的种子，已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源头和历史根基。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