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西安讯（记者陆航 实习记者方奕涵）10月17—18日，由华中科技大学和西北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汉语音义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与会学者聚焦汉语音义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围绕汉字和汉语的形、音、义、用四个维度，通过汉语音义书注音与韵书、字书注音的本质区别与联系、汉字音义及其与字形的关系、出土文献音义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等议题，深入挖掘古代音义学文献的语言文化资源，拓展汉语音义学研究视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语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遇青主持开幕式。

　　汉语音义学研究根植于中国传统语言学，直面汉语语言事实，音义互动是汉语组织的重要规律。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赵作纽介绍，语言的最本质问题是音和义的关系问题，汉语往往通过读音来区别意义，音、义共同影响汉语的组织。现代汉语中一个“数”字至少有三个读音——shǔ、shù、shuò，这三个读音分别表达了三种不同的语义。读音错了，意思就不同，甚至相反。这种现象不是今天才有的，秦汉时期就有人注意到辨正音义对于阅读典籍的重要性，因此早在东汉末年就有了《尔雅音义》《汉书音义》这样的学术专著。历史上称“音义”的文献有100多部，它们成为古人读书的重要参考资料。

　　汉语音义学是一门沟通不同时空以探寻实践意义的学科，关于音义的文献是汉语研究的重要内容，涉及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文献学、语言学和传统文化研究方面都有着重大的研究价值。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曾良表示，古籍文本存在正音与俗音、正字与俗字、通语词与方俗词的问题。文本存在规范与否的问题，还有用字的问题。我们考虑古籍中的字词，就必须从多种角度探讨形音义的问题。如果仅从通语的单一角度探讨词的音义以及词语的引申发展，就不一定能正确地领悟和解释古籍的真正含义。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尉迟治平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教授黄仁瑄分别回顾了音韵学研究以及汉语音义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历程，提出音义学的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理论关切的中国特色鲜明，有着独特的学科价值和世界意义。黄仁瑄表示，在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下，汉语音义学以其对中华语言文字独特音义规律的深入揭示、对传统小学学术资源的现代转化、对数字人文范式的积极探索，正在成为中国特色语言学标识性概念的重要策源地。

　　“汉语音义学是中国语言文字学中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分支学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邢向东介绍，说它古老，是因为它在先秦时代已经萌芽，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为其奠定了基础，清代学者谢启昆《小学考》把传统小学文献划分为文字、音韵、训诂和音义四种类型，确立了音义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周祖谟先生《四声别义释例》、周法高先生《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音变》确立了现代音义学的研究范式；说它年轻，则是因为到21世纪初万献初先生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汉语音义学的基本理论与研究对象、范围，尉迟治平先生则在方法论上作了进一步的开拓，到黄仁瑄先生主持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日、韩汉语音义文献集成与汉语音义学研究”，汉语音义学的学科体系得以系统建构起来。汉语音义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今天召开第六届汉语音义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要继续拓展、深化汉语音义学的本体研究，而且要提高理论自觉，总结汉语音义研究中蕴含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回应构建中国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