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并行的时代背景下，智库作为政策研究、知识生产与思想传播的核心机构，日益成为非洲国家治理体系和区域治理架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智库起步较晚，数量较少，发展不均衡。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指数报告》，202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有智库679家、北非有115家，总数仅占全球总量的7.12%，排名前150的智库中仅有17家来自非洲。

　　从机构定位与资金来源看，非洲智库可分为政府型、高校型和民间智库三类。政府智库由国家财政拨款或作为政府部门下属机构设立，如肯尼亚公共政策研究与分析研究所（KIPPRA）、尼日利亚社会与经济研究所（NISER）以及埃塞俄比亚对外关系战略研究所（EFRSSI）等。其研究聚焦国家发展战略、宏观经济、行业规划及对外战略等政府核心需求，研究成果政策转化路径较短，但实际影响力取决于政治环境、制度程序和研究质量，对外合作具有较强的国家政策导向。高校智库附属于大学，注重基础性、学理性研究，如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MISR）、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和平与安全研究所（IPSS）等。撒哈拉以南非洲高校智库占比约11%，高于全球其他区域，这表明学术界与决策层联系相对紧密，但影响力多局限于国内或次区域层面。此类智库前身多为殖民时期或独立初期的高校内设机构，如尼日利亚社会经济研究所最初附属于伊巴丹大学，1977年转为独立研究机构。民间智库名义上独立于政府，是当前非洲智库中数量增长最快、国际影响力最大的一类，代表机构包括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SAIIA）、非洲建设性解决争端中心（ACCORD）、加纳非洲经济转型中心（ACET）、坦桑尼亚减贫研究所（REPOA）等。其研究议题覆盖面较广，涵盖外交安全、区域一体化、发展融资、治理与人权、气候与环境等，且更倾向于以简报、论坛、对话等形式参与政策制定。

　　非洲智库生态具有明显区域分野，反映了历史传统与当代政治经济状况。南部非洲拥有非洲大陆最为成熟、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智库集群。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非洲建设性争端解决中心、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HSRC）等在外交安全、区域治理等领域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博茨瓦纳发展政策分析研究所（BIDPA）、津巴布韦非洲能力建设基金会（ACBF）在区域能力建设网络中发挥着枢纽作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是重要的政策对话平台。西非兼具英语与法语学术传统，以尼日利亚、加纳和塞内加尔为核心。塞内加尔非洲社会科学发展研究理事会（CODESRIA）是非洲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高级学术智库。尼日利亚、加纳等国智库在治理转型、发展融资等议题上较为活跃。随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一体化推进，区域贸易与经济治理成为议题新增长点，能源气候、数字经济、社会公共服务及和平安全等议题也逐渐受到关注。东非智库群体相对成熟，区域性、次区域性机构密度高。非盟（亚的斯亚贝巴）、非洲经济研究联合会（内罗毕）、非洲技术政策研究网络（内罗毕）、和平与安全研究所（亚的斯亚贝巴）等机构总部集聚于此，使东非成为大陆政策研究资源的重要集聚地。国别层面，肯尼亚公共政策研究与分析研究所、乌干达发展与环境倡导者联盟（ACODE）、坦桑尼亚减贫研究所等在粮食安全、区域一体化、公共财政等议题上具有较强政策影响力，与东非共同体保持密切互动。中部非洲智库生态相对薄弱，机构少、能力分散、政策转化率低。喀麦隆恩卡福政策研究所（NPI）等少数机构在资源治理、地区安全等领域开展研究，但多依托国际组织驻地项目维系运转，普遍存在生命周期短、碎片化等问题。为应对此局面，NPI在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ECCAS）框架下推动“新兴领袖项目”等能力建设，加强区域智库协作。北非智库深度嵌入阿拉伯—地中海及欧非合作网络，国际化与专业化程度较高。摩洛哥新南方政策中心（PCNS）在南南合作、地中海—非洲关系等议题上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埃及阿赫拉姆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ACPSS）是阿拉伯世界政策研究的重要力量。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智库的直接联系相对有限。

　　尽管面临资金短缺、研究自主性受限、影响力预期难以落地等挑战，非洲智库仍在政策塑造和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呈现以下趋势。一是大陆层面制度化合作平台加速形成。面对经济动荡、气候变化、地缘冲突等共同挑战，单一国家智库难以提供充分政策回应，催生了跨区域制度化合作。非盟委员会与世界银行合作启动“非洲智库平台”（ATTP），为期5年、资金规模5000万美元，旨在建立可持续的政策协作机制；2023年成立的非盟“和平智库网络”（AU NeTT4Peace）聚焦治理、和平与安全领域循证决策，搭建学术界与非盟沟通的平台。二是资金来源多元化。面对传统资金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非洲智库开始探索多元化筹资路径，如科研成果商业化、吸引私营部门资助，并与资助方共建灵活资金池与长期资助机制，呈现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短期走向长期的结构性转变。三是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渐成焦点。目前，智库主要将人工智能应用于语法纠错、会议记录等日常任务，高级应用较少。未来，随着非盟《非洲大陆人工智能战略》实施和ATTP等项目支持，人工智能将成为提升本土知识生成效率的重要抓手，其关键在于建立植根于非洲本土的伦理与技术标准。非洲智库对AI的研究投入增长迅速，呈现重视本地需求、语言文化和自主性等特征，如非洲信息通信技术研究中心（RIA）、非洲负责任人工智能观察站（AORAI）、肯尼亚知识产权与信息技术法中心（CIPIT）、非洲技术研究中心（ACTS）及人工智能促进非洲发展网络（AI4D Africa）等机构在人工智能应用公平、数据治理、农业医疗应用等领域积极开展工作。四是重视区域一体化议题设置与本土知识生产自主性。随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等区域一体化推进，围绕贸易、基础设施、气候适应、粮食安全等跨国议题的研究需求持续增长，推动智库在议程设置上更强调“非洲本土视角”与“南南合作”。同时，资助模式从捐赠方主导向支持非洲自主设定优先级的灵活资助转变，如非洲智库合作计划（TAP）打通知识供给与政策需求端，扶持本土学者对接政府顾问，联动40余个国家首席经济顾问社群，有助于增强本土知识生产自主性。

　　综上所述，非洲智库呈现“数量有限、结构多元、区域分化、韧性犹存”的整体图景。它们既要补齐与全球南方同行相似的能力短板，更需在知识生产自主性与外部资源依赖性之间寻求艰难平衡。深化对其发展现状与内在逻辑的理解，是推动中非智库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副教授、坦桑尼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传媒大学坦桑尼亚研究中心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