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罗马人的历史书写传统中，编年史这一体裁长期占据中心地位。它看上去像是一种朴素的写法：按执政官纪年，逐年展开纪事。但若因此将之理解为一种简单、机械的“流水账”式的记录，就会严重低估它在罗马历史书写中的真正意义。编年史在罗马史书写传统中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罗马最古老的历史叙述体裁，更重要的是，它保存了罗马人的集体记忆，是理解罗马城邦起源与发展，并从中提炼政治与道德教诲的一个重要手段。

　　罗马民族的早期记忆中掺杂了大量传说、神话与家族故事。它们是在长期的口头传播过程中逐渐定型的。共和国初期，城邦共同体内出现了一种更具公共性质的记载历史的方式：大祭司按执政官纪年，把该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简单罗列出来，公布于白板之上，供人观看。这被称作“大祭司编年记”（Annales Maximi）。此类记录最初和宗教事务密切相关，例如对灾异、歉收、日食、洪水的记载等，也兼及政府官员的更替和某些公共事件。“大祭司编年记”正是罗马编年史书写的一个“源头”。它所确立的编年体例、公职人员纪年，以及对大事的罗列，都为罗马编年史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从“大祭司编年记”到罗马第一部史书的诞生，中间经历了数个世纪的漫长历程。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罗马本土才出现第一位历史学家——法比乌斯·皮克托。法比乌斯家族是罗马古老的世袭显贵家族。皮克托曾出任执政官，并亲身经历过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他的《历史》从埃涅阿斯传说写起，一直讲到其身处时代，将整个罗马历史纳入一条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叙事链条之中。这样，原本零散、简略的祭司记录被重新组织起来，转化成一个关于“罗马崛起”的系统化的历史叙事。此外，皮克托选择用希腊文写作，这也说明罗马人在扩张中，开始主动将自身历史嵌入希腊人早已成熟的历史书写框架之中。 

　　在皮克托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编年史成为罗马历史书写的主要形式。老加图是继皮克托之后，首位用拉丁语撰写散文史著的罗马史家，他的《史源》从罗马建城开始写起。卡西乌斯·赫米纳、卡尔普尼乌斯·皮索等公元前2世纪的编年史家，均在皮克托和加图奠定的编年叙事框架内从事历史写作。编年叙事之所以特别适合共和国时代，并非偶然因素造成的。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具有鲜明的年度节奏：执政官每年更替，内政与外战往往围绕年度展开，年初有官员就职、分配到城内和行省主事，元老院接待外来使团；之后有军队出征、战事推进；年末则有选举、凯旋和名人去世及异象等事的记载。这种城邦公共生活的结构，非常契合按年铺排的历史写作模式。于是，编年史不仅是一种写法，更是共和国政治秩序在文本中的投影：它把国家运转的节律变成了一种叙事框架。

　　不过，正因为编年史太贴近这种公共节律，它的局限也越来越明显。到公元前2世纪后期，随着罗马远距离、长时间的对外扩张和国内政治冲突加剧，已经有作家开始觉得，单纯按年记录的方式，已不足以框定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并解释它们之间千头万绪的关联性。塞普洛尼乌斯·阿塞利奥还认为，仅记录某场战争始于哪位执政官，谁凯旋入城等，不分析事件的动机与原委，是粗浅的，真正的历史还要追问“出于何种原因发生”。这种批评非常重要，它意味着罗马史家对旧编年史的反思，即历史不应只是按时间顺序对事件加以罗列，还必须能解释因果，并以服务现实为主要目的。

　　随着格拉古兄弟改革、同盟者战争以及政治强人接二连三的崛起，罗马社会越来越迫切地希望通过记载不远时代的历史，来理解刚刚发生的危机。于是，断代史、专题史、近当代史，甚至人物传记愈加受到重视。科埃利乌斯·安提帕特专写第二次布匿战争，希森纳聚焦于公元前1世纪早期的内乱，而萨卢斯特则以《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和《历史》正面回应了共和国崩坏的现实。编年史体裁唯有不断回应急速变化的时代关切，才能获得发展。

　　到共和国末期，既古老且悠长的传统编年史体例虽不受欢迎，但也并未遭到彻底遗弃。李维那部长达142卷的伟大史书——《建城以来史》就代表着它的复归。这部著作在表面上似乎回到了“从头写起”的老路，实际上却对编年史体裁作了深刻改造。他保留了按年推进的叙事框架，却不满足于编年史那种简陋、刻板的记录，而是赋予这一体裁更强的文学性和崇高的道德内涵。在李维笔下，历史不只是对事件的编排，而是充满对历代祖先所创下的典范事迹的记录。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读史最大的益处，在于从历史这座“不朽的纪念碑”中，看到各种可效仿和应当避免的例子，以教谕世人。李维把编年史写成了可感知、可教化的历史。但李维本人清楚，古老绵长的编年史写法已不再合乎时代品位。他坦言，多数读者恐怕不会对罗马上古历史抱有多浓厚的兴趣，而是更急于奔向“现代”。在奥古斯都时代，编年史若只是简单地重复前人已记下的史实，那并无多大必要。李维之所以能成功，在于他借回望古代来反思现今，把编年史变成了理解罗马由盛至衰、由简入奢，再到伟大复兴的一种道德史书写范式。

　　然而，李维之后，共和国编年史传统已不可避免地凋零了。这里的关键在于，旧框架和新现实之间出现越来越明显的错位。如前所述，共和国时期的编年体之所以能自洽，是因为政治生活本就围绕年度更替的执政官竞选和一系列公共议题展开。而在帝国时代，真正主导历史进程的已不再是这种公共节律，而是皇帝、宫廷、元老院和军队之间的权力关系。表面上看，塔西佗仍然沿用执政官纪年、逐年铺叙的方式写编年史，但他写的内容，已不再是共和国意义上的国家岁时。它充满了有关皇帝性格、皇室阴谋、告密政治、元老院和民众的谄媚，以及帝国统治下遭遇的道德困境的记载。正因如此，塔西佗的编年史可以说是“旧瓶装新酒”：瓶子仍是共和国留下的编年形式，瓶内的酒却已经彻底变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正是在这种体裁与内容的不匹配之中，塔西佗把编年体史书的张力发挥到了极致。 

　　编年史在更晚时期继续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3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所写的《罗马史》，仍具有明显的长篇编年叙事传统。在这之后，编年史愈发脱离李维的《建城以来史》那种宏大的叙事和修辞追求，转向更简洁、更便于查阅和更适合教学与行政用途的体例。尤特罗比乌斯、费斯图斯等人的作品具有的新形式，再一次呼应了时代变迁的需求：帝国官僚和教会人士需要那些能够帮他们迅速掌握历史信息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看，编年史在古代晚期与其说衰落了，倒不如说它再一次经历了功能上的转换。

　　回望编年史在罗马历史书写中的整个历程，不难发现，它的兴盛与流变并不是单纯的文学风格转换这么简单，更多是对罗马政治秩序变化的回应。编年史书写体裁起源于古老的“大祭司编年记”，在共和国漫长的政治生活中，逐渐成为主流的历史写作体裁。到共和国晚期，人们更加青睐短篇、距当下更近的断代史。李维的《建城以来史》是古老编年史体例的一次成功回归。它具有巨大的创新性，但仅是昙花一现。君主政体之下，罗马帝国早期的编年史越来越以皇帝及其家族统治为中心，试图融入较多的传记书写特色。到古代晚期，人们又偏爱极简、删节版的史学体例。从某个方面来说，直到罗马时代晚期，编年史也并未真正消失，它只是不断改变自身形态，继续发挥罗马人保存记忆、理解过去和教化世人的功用。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