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绣，女，汉族，1965年9月生，河北秦皇岛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9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入职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1993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曾任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内陆欧亚学研究中心主任。2026年9月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

　　她长期深耕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汉唐西域史、内陆欧亚史与古代中外关系史。著有《唐代财政史稿》《唐代制度史略论稿》《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隋唐审计史略》等，主编《欧亚学刊》《丝瓷之路》《欧亚译丛》等学术集刊。《唐代财政史稿》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三等奖等。

　　2009年入选国家级“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201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8年入选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李锦绣 受访者/供图

　　一纸文书，一方残碑，往往就是一段被湮没的丝路岁月。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锦绣的工作，便是从这些残缺、多语种的材料中，把唐代财政的细目、西域军政的建制一一辨认、拼合起来，让历史重新变得可读。这是一门公认的 “冷”学问 —— 文书残破、语言艰深、收效缓慢，少有人愿意长期坚守。李锦绣却由敦煌吐鲁番学而入，一路走向内陆欧亚与中外关系史的深处，既在书斋中苦读多种文献，也远赴蒙古高原实地寻访突厥碑刻，还以学术集刊和讲台为后来者铺路。正是这样的坚守，使中原与西域彼此依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文明通达欧亚的壮阔历史，在实证中变得清晰。

　　近日，李锦绣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一届学部委员。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她结合自己的治学经历，谈了史学工作者如何立足冷门绝学、夯实基础研究，更好地服务国家文化战略，服务边疆治理，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以史资政 心怀大局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当选学部委员的感受。

　　李锦绣：这份荣誉我分三层理解。于个人是督促，不能因有了名头就做与本分无关的事；于学科是期待，敦煌吐鲁番学、西域史多属“冷门绝学”，越是冷的学问越不能断；于时代是召唤，史学工作者的本分就是为民族的根脉立传。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一个人，而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和师友们。我常吟诵马雍先生的诗：“一年一度出阳关，嚼雪眠沙只等闲。旧曲渭城君莫唱，此心今已许天山。”老一辈学者们把研究西域当作服务国家、守卫边疆的志业。今后，我照旧读书、写文、学语言、带学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历史科学特别是西域史、边疆史研究，在文化强国建设、增强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中承担着怎样的使命？

　　李锦绣：西域史、边疆史最能把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讲实。“连续性”上，从汉到唐，中原的诏令、符节在绿洲古国代代传递，于阗“自汉武帝以来，中国诏书、符节，其王传以相授”。“创新性”上，唐朝实行的羁縻制度，将萨宝、祆正等蕃官纳入视品官制体系，前无古人。“统一性”上，安西四镇沿袭唐朝赋税制度，说明它们早已是这套政治秩序的一部分。“包容性”上，中书省译语官中各族人与汉人“蕃汉杂列”、唯才是举。“和平性”上，唐代经营西域更多靠通商、招抚，核心是“以德服人”。

　　这一研究还肩负“用中国话语解释中国疆域”的责任。“内亚”等概念带着西方地缘想象，老一辈提出“学术戍边”。我们对内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文明根脉提供学理支撑，对外要建立中国学者讲西域、讲欧亚的自主话语。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以英藏有关资料文献复原唐代西域军政体系，又参与北庭学研究。这些研究如何服务国家边疆治理和新时代新疆工作大局？唐治西域的经验对今天有何启示？

　　李锦绣：唐经略西域可以分为六个阶段：武德初的等待试探、贞观四年平突厥后的准备、贞观十三年出兵高昌后的高峰、龙朔以后的巩固、神龙至天宝的发展、安史之乱后的坚守。其中可以得出两点启示。第一，唐的西域经营不是穷兵黩武，而有清晰的国家战略逻辑。陈寅恪先生讲“关中本位政策”，唐要保关陇腹心，就不能不守四镇；要守四镇，就不能不争葱岭南北，环环相扣。第二，唐在西域“进取”与“守成”、“武功”与“文治”并用，四镇纳赋、葱岭守捉之设，说明它在军事之外很重制度建设和政治招抚；四镇实行唐朝制度，本身就是国家认同。若用一句话概括唐的经验，是“久久为功”。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主持丝绸之路各族契约文献整理、唐代剑南丝绸等研究，还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与外部世界管窥”。这些成果对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共建国家历史文化联系提供了怎样的学术支撑？

　　李锦绣：我的想法是，从“物”和“人”两头，看丝绸之路怎样运行，进而把它放进前现代世界体系这个更大的框架。有关文献记载的“唐开元二十三年沙州秋季勾帐”里，记着“益州小练”“梓州小练”。剑南诸州的庸调折纳成练，再运入西域和欧亚草原。盛唐时每年进入西北边疆的剑南白练，估计有三百多万匹，正应了张籍“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诗句。理论上，早在沃勒斯坦之前一千年，丝绸之路上就已有一个由丝绸、银币维系的跨区域经济网络。我提出陆路“银币贸易圈”与海路“白银贸易圈”：萨珊银币经陆路入华以“文”计、充当通货，经海路入华则被熔铸为铤、饼，只作白银，命运截然不同。各族商人用同一套“练—马—驼—奴婢”比价交易、立契券，正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硬的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多次赴蒙古国踏查《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等突厥遗迹。这些跨境踏查和国际学术合作，对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增进中外民心相通有何实际价值？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经历？

　　李锦绣：去蒙古国看碑，是我做突厥研究以后心心念念的一件事。三大碑是突厥人自己留下的文字。站在碑前与坐在书房里读文献，感觉完全不同。碑上的话与《旧唐书》《通典》里的记载，常常是同一件事的两面。我判断后突厥汗国发祥地总材山的位置，就是一边读墓志和敦煌文书，一边结合史地调研才得出的结论。有一年我在草原上寻找突厥政治中心于都斤山，独自走向敖特根腾里山，想确认它是否为突厥汗庭所在，虽尘土满面，心中却满是快乐。

　　中古突厥、回鹘、黠戛斯的材料散在中国、蒙古、俄罗斯和中亚，任何一国的学者关起门来都做不好。这就要求我们走出国门、学会对话：不同来源的材料彼此校对，结论才更可靠；日子久了产生学术上的信任，这也是最结实的一种“民心相通”。

　　《中国社会科学报》：结合您的治学实践，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如何发挥“以史为鉴”的学科优势，为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李锦绣：“以史为鉴”这四个字很重。历史工作者最大的优势，是见过长时间里反复出现的现象；最大的危险，是把古代的片段直接拿来给今天当答案。我们能贡献的“中国智慧”，第一位的还是把历史研究做扎实。唐代最明显的特点是开放性与国际性，背后是一种“天下观”。唐为翻译人才专设了一套官制，即中书省、鸿胪寺的“译语直官”，做翻译的人各族裔与汉人“蕃汉杂列”，凭语言才能为唐所用，不分华夷。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气度是写进官制里的。中国智慧之所以能贡献于今天，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文明冲突”的思路：文明之间最好的关系，是交融互鉴、共同发展，一起把路越走越宽。

■《唐与丝绸之路管窥》 受访者/供图

　　对党忠诚 为民立言

　　《中国社会科学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科学。您如何以扎实成果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论述提供学理支撑？

　　李锦绣：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科学的重视，是要我们把民族的“家底”摸清楚、把文明的“源流”讲明白，拿材料说话，再把材料上升到理论。

　　讲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包容性”，唐就是极好的样本。高昌有《毛诗》《论语》《孝经》，“与华夏大同”，说明文化认同很早扎根。写《唐代财政史稿》时，我把《唐六典》《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翻了很多遍，就是为了把唐代国家制度和钱粮运转弄准确。踏实的基础研究才撑得住学理判断；理论来源于实践，史学上的“实践”，就是把史料读懂、读透。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汉唐西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出发，您如何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深厚历史根基？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哪些材料能直观展现西域与中原“血脉相连”？

　　李锦绣：第一是制度上的认同。如于阗对中原诏令符节一代代的郑重保存。第二是文化上的认同。高昌学习汉文典籍，“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大同”。第三是日常生活中的交融。西州市场上，康国胡商康乌破延卖骆驼，西州百姓石染典买马买骡，胡人与汉人在同一张契约上写下名字、摁下指印。

　　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可以判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费孝通先生讲“多元一体”，敦煌吐鲁番文书恰恰能从“一体”这一面提供大量微观证据：不同族群在同一座城、同一个市场，用同一种“练”计价、生活、往来。所谓“交往交流交融”，归根结底就是这样的日常。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从隋唐制度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出发，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必然？中古制度文明的传承与创新，能为“第二个结合”提供哪些历史参照？

　　李锦绣：中国中古制度最大的特点是“有因有革”。我研究隋唐审计，看到比部这样一个独立、完备的审计机构在唐代出现，这在中国审计史上是空前的；唐后期新机构萌芽、发展，又开启了五代、宋元以降的制度。我写《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分五个阶段看唐后期财政机构演变，看到的正是这种“旧中生新、革中有因”，最能说明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守正才能创新，创新才不中断。中国制度文明里有不少至今仍有生命力的东西，如“选贤与能”“民为邦本”，需要做“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只能在史料这一头，把“因革损益”的过程讲清楚，为这一命题提供制度史的注脚。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新当选的学部委员，您如何看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服务党中央决策、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责任？学部委员身份对您的研究取向和学术担当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李锦绣：说到责任，我首先想到“实事求是”四个字。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服务党中央决策，最重要的一条，是把真实的情况、靠得住的结论拿出来，史学尤其如此。

　　学部委员给我增加的不是可以少做事的“待遇”，而是必须多做事、把标准提得更高的要求。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加强学科担当和学术自律，督促自己更扎实地做研究；二是肩负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责任；三是通过“学者工作室”把汉唐西域史、突厥历史文化、敦煌吐鲁番文书、唐元货币史几个方向拢起来，带着中青年一起做研究。

　　深耕本土 对话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作为内陆欧亚学研究中心主任、《欧亚学刊》主编，如何推动这一学科形成中国特色研究范式，在概念、理论和问题意识上突破西方“中亚学”“内亚研究”的既有话语体系？

　　李锦绣：“内陆欧亚学”这个提法，是我们研究室、特别是余太山先生一步步摸索出来的。国际上通行的“中亚学”“内亚研究”有其偏向，“内亚”常带地缘对抗的意味。我们提“内陆欧亚学”，是要说明：从漠北草原到天山南北、中亚绿洲，这一片广袤地方历史上从来不是某一方的“边缘”，而是多种文明交汇互动的地方；研究它要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把它当作一个联系着的整体。

　　为此，我主编了四卷本《20世纪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选粹》，与余太山先生共同主编《古代内陆欧亚史纲》，又创办《欧亚学刊》《欧亚译丛》等刊物和配套丛书。马雍先生有个愿望是“把研究室先变成编辑部”，靠刊物把全国的力量拢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敦煌学曾长期被认为由“海外汉学”主导。从敦煌吐鲁番学、粟特研究的经验看，中国学者是如何一步步实现从“跟跑”到掌握学术话语权的？这对其他冷门绝学有何示范意义？

　　李锦绣：很长一段时间里，敦煌学、粟特学都是国外学者先我着鞭，我们只能看别人的结论、引用别人的话，这就是“跟跑”的滋味。要改变没有别的办法，就三条：掌握材料，把语言学到家，把问题解释透。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中国学者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研究中外交流，还要学多种语言，我40岁以后学习阿拉伯语、突厥语、俄语，就是为了能够阅读原始文献。解读能力更重要，比如萨珊银币从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岭南后，经历了碎片化、被改铸的过程，这只有读文书、读文物，才能被发现。其他冷门绝学也应如此，一要有一手材料，二要直接解读。从“跟跑”到掌握话语权，靠的是一代代人坐下来下苦功夫。

　　《中国社会科学报》：结合您的国际学术交流实践，您认为中国史学如何既坚持“自主”，又不失与世界学术对话的能力？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中国史学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李锦绣：“自主”和“对话”是一件事的两面。我理解的自主不是关起门来，而是材料和问题的自主：什么算重要问题、用哪些材料回答、结论立不立得住，要我们自己判断，不能人云亦云。我的研究是从中国自身的关切里长出来的，这就是学术的主体性。对话就是要遵循共同的学术规范——材料要经得起别人查，结论要经得起别人问。我们办英文版《欧亚学刊》，就是想让中国学者的成果直接摆到国际同行面前。在文明交流互鉴里，中国史学家应是“讲真话的人”，也是“搭桥的人”，把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道理用扎实的材料讲给世界听，也虚心看世界的历史，取长补短。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中外关系史、内陆欧亚学和敦煌吐鲁番学未来的学科布局有何建议？在多学科融合、新史料发掘和新技术运用方面，还有哪些亟待加强的方向？

　　李锦绣：我自己是不用数据库的（期刊网除外）。读书像亲自爬山，数据库检索像坐缆车，缆车虽快，但做冷门学问还是得自己爬一遍——很多问题就是在山路上碰出来的。但“老派”不等于拒绝新技术。这几个学科最需要加强数字与人工智能的运用。我们面对的材料是多语种的——汉文、藏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一个人再努力也读不完。若用数字人文、AI做跨语种知识关联和史料整理、比对、检索，就可能有新的发现。学科布局上我有三点想法。一是跨学科、跨机构，整合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边疆学等多学科力量。二是老中青搭配，尤其重视中青年，冷门绝学最大的危机是断代，人一断，学问就没了。三是把基础研究与现实关切结合，既写扎实论文，也把历史讲给更多人听。

　　潜心问学 薪火相传

　　《中国社会科学报》：回望学术成长之路，您在北大旁听王永兴先生“唐代经济史”课程、从唐代“役”的研究起步。这段经历对您后来的治学有怎样的影响？哪段求学或治学经历对您影响最深？

　　李锦绣：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在北大读书时听王永兴先生讲“唐代经济史”。王先生讲隋唐史，作风非常朴素，也很“笨”——他不急着给结论，而是带着学生一条条读材料，让我耐住性子把《唐六典》《通典》翻透，结合敦煌吐鲁番文书把每条记载弄清楚。后来写《唐代财政史稿》下卷，通读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基本典籍，还要把文集、笔记、墓志、出土文物尽量搜罗殆尽，“竭泽而渔”——这股劲儿就是那时养成的。

　　王先生教我的不只是具体知识，更是方法论上的自觉：材料面前人人平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做制度史，要从制度内部看它如何运转，而不是拿外来框架去套。从材料出发，从制度入手，宁可慢一点，也要扎实，这个习惯我至今未改。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研究从唐代财政史、制度史拓展到汉唐西域史、内陆欧亚史和中外关系史。这一历程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什么驱动您不断走向新的研究领域？

　　李锦绣：转向新领域，最大的驱动力其实很简单，就是好奇。从学理上说，背后有一条线索，就是从断代史走向整体史、走向全球史。这一历程最大的收获是视野。以前我看唐代，就是一个中原王朝；后来慢慢明白，7—10世纪，阿拉伯和唐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文明体，它们之间的往来、碰撞与交流，才是那个时代世界史的主线。不懂阿拉伯那一头，就不能完全看清唐这一头。研究唐代，不该止于“中国的唐代”，而应把唐放到整个欧亚大陆的背景下看，这就是“全球史”的自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史学传统具有哪些优势和特色？从陈寅恪、唐长孺等前辈学者开创的学风，到当代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积累，形成了怎样的学术品格？

　　李锦绣：古代史所的传统可以用两个字概括：一个是“实”，一个是“通”。“实”是实证。从老先生那一代起，这个所就讲考证，重材料，不尚空谈。陈寅恪先生讲“不古不今之学”，本质上是让你在材料里求真，不依附、不跟风；唐长孺先生的研究，也是一条条史料抠得很细。“通”是打通，这是中外关系史的特点。从孙毓棠、马雍、陈高华先生建研究室起，就把研究中亚、中外关系当作服务国家、守卫边疆的学问，研究室有句话叫“学术戍边”。说到底，这种品格既要有“绣花”般的细致，又要有“登山”般的视野，我们应该把这个“实”和“通”传下去。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选学部委员之后，您将如何进一步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下一步在“唐与周边及外部世界”研究、内陆欧亚学平台建设等方面，有哪些重点工作和学术规划？

　　李锦绣：当选之后，想把工作室做起来。我们初步定了四个方向：汉唐西域史、突厥历史文化、敦煌吐鲁番文书、唐元货币史，看似有点杂，其实有一条共同的线——都围绕“唐与周边及外部世界”、围绕内陆欧亚。这背后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把唐史研究从“中国的唐代”，推进到更广阔视野下的唐代。工作室具体打算做的题目，有《突厥历史研究》《汉唐西域史研究》《唐代银铤研究》《元代货币史》等专著，还有一批论文和要报；同时办会、跑野外，围绕“古代西域治理”组织调研和研讨。带队伍，我的想法很简单，学问是言传身教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我还是照老办法，和学生一起读书、一起跑田野、一起学语言、一起改稿。“唐与周边及外部世界”这个题目，我想长期做下去。

　　《中国社会科学报》：敦煌吐鲁番学、西域史、内陆欧亚研究都属于需要长期坐“冷板凳”的冷门绝学领域。对有志于这些方向的青年人才，您有哪些建议？

　　李锦绣：这些都是冷门绝学，出成果慢、不易被看见，年轻人望而生畏，可以理解。我的想法是，第一，决心走这条路，就要坚持。冷门不等于没价值，越冷的地方越容易做出别人做不出的东西。第二，学好语言，汉文之外至少再啃一两门与研究内容相关的“死语言”或外语，过关之后天地就宽了。第三，静下心来读原典。我不用数据库，不是反对用，而是担心年轻人一检索就以为材料读完了；一条史料的真正内涵，往往是一行行读出来的。第四，也是我最看重的，做学问先要做人，要诚实，要谦虚，要守得住寂寞，也要有对世界的好奇心。冷门绝学靠的不是一时热情，而是一代代人的薪火相传；年轻人若真心喜欢这些东西，又肯下笨功夫，这门学问就有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班晓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