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壮举，更是一部超越时空界限的文化史诗。从1936年陈云以“廉臣”为化名在巴黎《全民月刊》发表《随军西行见闻录》，到埃德加·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广泛回响；从长征途中红军剧社在战地环境中展开的文艺演出，到新时代背景下长征精神的多语种对外传播——长征文艺的创作与翻译传播历程，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事业从文化自觉迈向文化自信的历史演进轨迹。

　　从历史现场到精神丰碑

　　长征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巨大勇气、顽强意志、卓越智慧与无畏牺牲精神所缔造的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不仅开辟了革命的生存空间，也构筑起一座精神丰碑，书写了一部跨越时代的史诗。岁月流转，精神不灭。长征精神不仅构成了激励红军克服极端艰难条件、最终赢得胜利的动力源泉，更在长征胜利之后不断凝练与升华，最终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最为耀眼的精神资源之一。

　　文艺创作是承载、传承与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媒介。长征途中，红军广泛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政治宣传工作，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与高度契合实战需求的战地鼓动，构成了宣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物资匮乏、环境恶劣、敌情复杂的万里征途上，文艺宣传在提升官兵战斗意志、动员组织群众、扩大红军政治影响、瓦解敌军士气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红军内部设有多个专职演艺团体，统称“剧社”，其成员被称为“宣传员”。时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的罗瑞卿曾回忆道：“剧社不单单唱歌、跳舞、演戏，更重要的是做部队的政治宣传和群众工作，是军中的宣传队、工作队、战斗队。”

　　长征国际叙事中的文化自觉

　　长征叙事的国际传播，自其发端便与翻译及著述活动密不可分。1935年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作了《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这是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之后，首次向其系统汇报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的真实状况。1936年春，《共产国际》杂志刊发了依据该报告整理而成的《英勇的西征》。

　　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1936年3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全民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署名“廉臣”的连载文章《随军西行见闻录》。该作品是目前可考的最早面向国际社会公开发布、系统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文本。陈云以“廉臣”为化名，假托被俘国民党军医的身份，采用亲历者视角、客观中立的态度、细腻的叙述方式与故事化的表达策略，呈现了长征的真实状况。他对领导人物的刻画兼具真实性与感染力：“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这种借助“他者”视角展开的叙事策略，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清醒认知与主动掌控。

　　与此同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上海出版了中文译本，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据统计，斯诺关于其苏区之行的报道已被翻译为五六十种中文版本。有学者将这一作品的翻译实践评价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国际传播意识”的典型表征。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长征翻译与著述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充满张力的“叙事重构”。译者在选择译法时，既需忠实于原文，又要兼顾目标语读者的理解能力。这一时期的翻译实践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土文化价值的初步自觉——他们意识到，要使世界理解中国革命，必须采用受众可接受的叙述方式讲述自身故事。

　　延安时期翻译实践中的文化自觉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外文艺交流通过翻译实现创造性转化的重要历史节点。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原则。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翻译活动不再被定位为单纯的文化输入，而是转变为具有明确目标导向的创造性转化实践。

　　延安文艺工作者在实践中确立了一条重要原则：外来艺术形式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元素相融合，从而形成具有鲜明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崭新文艺形态。以苏联话剧《前线》的演出为例，导演大胆进行本土化改编，将剧中原有的苏联战场情境转化为中国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场景。而新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团队则将西方歌剧的叙事框架与中国传统戏曲、民歌元素相融合，使作品既突破了传统戏曲程式化的限制，又规避了西方歌剧“水土不服”的困境。

　　延安时期的翻译实践充分展现了文艺工作者对文化自主性的深层自觉。他们并非简单地将外来文本“译入”，而是在吸收外来元素的同时，始终立足中国本土现实，服务于中国大众的文化需求。这种将外来元素有机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做法，为当代中国文艺开展国际对话提供了珍贵的历史镜鉴。

　　新时代的多语种传播与文化自信

　　进入新时代，长征文艺的翻译传播呈现出全新的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艺的翻译传播提供了根本遵循。

　　2025年恰逢《七律·长征》创作90周年，长征精神的国际传播由此进入新的阶段。同年6月，新世界出版社推出了《长征之歌》的英、俄、韩文版，以多语种形态向世界讲述长征故事。高校在长征文艺翻译传播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例如，有高校组织了《红军长征记》俄文版的试译工作坊，强调翻译需“精准把握术语含义，深入挖掘文本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还有高校启动了“弘扬红色文化：长征故事的英译和宣介”创业实践项目，借助现代传播技术，使国际受众能够更直观地感知长征的历史意义。

　　2026年3月，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红星永耀中国——‘我陪孩子读经典’长征精神中外共读行动”在北京正式启动。该活动与《红星照耀中国》的翻译传播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回望这一经典在中国的译介历程，一代代翻译家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学术印记。同为宁波籍学者的吴亮平曾在延安窑洞中为斯诺与毛泽东担任翻译，冯宾符是《西行漫记》首个中文全译本的核心译者，董乐山则重新翻译并确立了该书的经典书名。这种代际接力的传承，成为当代中国翻译事业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的生动写照。

　　翻译传播中的观念演进

　　纵观长征文艺翻译传播的整体历程，可以识别出一条从文化自觉向文化自信演进的清晰脉络。随着不同类型长征文艺作品的陆续推出，翻译传播实践不断丰富着公众的精神文化资源。其中，胡愈之、林淡秋等人翻译的《西行漫记》是最早出现的具有现实主义取向的代表性作品，也标志着斯诺著作首次在国内的传播。从国际传播视角来看，梁斌的《红旗飘飘》是国内对斯诺著作进行翻译与改写的相当成功的版本。依托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新型文化机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而《红星照耀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堪称传播实践的典范。

　　从1935年陈云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报告，到1936年《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巴黎发表；从长征途中红军剧社的战地演出，到延安时期“民族化”“大众化”取向的翻译探索；从《七律·长征》多种英译版本的研究，到新时代长征精神的多语种传播，长征文艺的创作与翻译传播历程，见证了中国文化事业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的历史跨越。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