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八事变至抗日战争胜利这14年间，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以下简称“音专”）的师生以音乐为武器，以歌声为号角，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时代乐章，与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相应，发挥了先锋队和主力军作用。

　　九一八事变的枪声传到上海时，音专闻声而动，警觉奋起。事变后第五天，即9月23日，音专成立了抗日救国会——这是中国专业音乐院校中出现最早的抗日救亡组织。11月，音专教务主任黄自谱曲并与韦瀚章写词，创作了《抗敌歌》（原名《抗日歌》），发出了四万万同胞的怒吼：“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力，团结牢，努力杀敌誓不挠！”这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出现最早的一首抗日救亡歌曲。一年后，黄自、韦瀚章又合作创作了悲愤壮烈的《旗正飘飘》。黄自亲自指挥音专合唱团在杭州演出，“听众无不热泪盈眶而奋起同仇敌忾之情”。《抗敌歌》《旗正飘飘》这两首歌曲通过唱片很快传遍全国。音专校长萧友梅根据骆凤嶙的词“国家危险，好男儿奋勇争先，哪管他山遥路远，准备忍饥受寒，战死沙场我情愿”，为义勇军创作了一首充满阳刚之气的歌曲《从军歌》。之后，陈洪、周淑安、应尚能、刘雪庵、丁善德、江定仙、陈田鹤等相继创作了高质量、影响大的抗日救亡歌曲。1932年4月，刘雪庵将其中14首救亡歌曲汇编成集《前线去》，这是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本抗日救亡歌曲集。音专师生的共同努力，促成了中国抗日救亡歌曲创作的第一波高潮。音专则成为抗战救亡歌曲创作的“策源地”和“播种机”。此外，音专师生还走向街头，为抗日义勇军募捐。

　　七七事变的爆发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音专师生联合上海戏剧界演出《保卫卢沟桥》。冼星海为剧作创作了同名歌曲。七七事变后的一个多月，淞沪战役爆发，上海陷入战火之中，音专惨遭日机轰炸，师生颠沛流离，校址两年四度搬迁。但是，音专师生的抗日救国之心坚定不移。中国作曲者协会的骨干刘雪庵、贺绿汀、谭小麟等人联合创办了抗战音乐刊物《战歌》，成为团结抗战音乐家，繁荣传播抗战歌曲的重要阵地。全面抗战的形势，使得音专师生的抗日活动更加频繁，如贺绿汀、刘雪庵、冼星海等人介入电影主题曲创作；何士德、吕骥、胡然等人则组织歌队上街宣传演唱；还有师生奔赴抗日前线，去延安鲁艺、加入新四军。这一时期，音专师生的歌曲创作，内容更丰富，质量也更高，很多歌曲成为中国近代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的经典，如《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洪波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游击队歌》《嘉陵江上》《新中华进行曲》《为了祖国的缘故》《流亡三部曲》《长城谣》《把敌人赶出领土》《上前线》《延安颂》《八路军大合唱》《新四军军歌》《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歌八百壮士》等，几乎每一首歌曲创作的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1937年冬天，贺绿汀随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走上抗战前线。在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临汾城西郊刘村，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亲自接待他们，组织他们参观学习。贺绿汀在炮兵团参观时，八路军将士告诉他，这些枪炮全是从日军和阎锡山部缴获的。将士们还向他们讲述了艰苦的作战条件。由于子弹稀缺，八路军在战场上有“三不打”原则：瞄不准不打，鬼子离远了不打，看不清目标不打。这些情景触发了贺绿汀的灵感。当夜，他就在老乡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微弱的油灯，伏案写词作曲。他一边嘴里哼着，一边拍打身边的小军鼓，模拟在密林里夜行军的轻快节奏，想到部队的“三不打”原则，笔下便自然出现了“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歌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成为歌曲中最具生命力的呐喊，他通宵达旦创作了《游击队歌》。天亮后，他就到军营中教唱，战士立即喜欢上并学会了这首歌。《游击队歌》很快成为游击队的精神战歌。1938年初，这首歌在山西洪洞县八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上演唱，受到了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领导的一致赞扬，从此《游击队歌》在全国军民中广泛流传。1961年，贺绿汀将《游击队歌》手稿捐赠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该手稿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音专师生在创作的同时，还把群众的歌咏运动推向一个更大的高潮。那时的武汉是抗战文艺和歌咏活动的一个集中点。1938年1月，冼星海、张曙等人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这是全国音乐界最早成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成立宣言》提出：“我们要用歌咏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把他们唱上战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但是，我们不能是一盘散沙，因此我们把全国歌咏工作者集中在一个总体之下，有计划地去开展全国广大的救亡歌咏运动。”音专师生以专业音乐素养为救亡图存服务，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