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娜（民族文学研究所）

　　会昌五年（845）重阳，池州刺史杜牧和来访诗人张祜带着酒登上齐山，作《九日齐山登高》，诗中说：“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这一年杜牧虚岁43岁，仕途并不顺遂。登高临远，看着日色西沉，人最容易想到年华老去。杜牧劝客人，也劝自己：难得开怀一笑，就把菊花插满头，喝个尽兴再回去，用不着对着落日叹息。

　　如今重阳已被定为老年节，世人多将它视作专属于长者的节日，敬老是最核心的主题。但回溯节日起源便会发现，“老”虽是重阳的题中之义，但古人最初的叩问，皆指向自我——如何延年，如何辞秋，如何坦然面对日渐老去的自己。重阳的内涵，从对自我的生命追问，演变为对他人的人文关怀，形式虽改，内涵未变。

　　重九嘉名宜久长

　　九是阳数，九月九日的月、日都逢九，所以称“重阳”，又称“重九”。曹丕《九日与钟繇书》说：“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民间以“九九”谐音“久久”，也是这个意思。

　　以“阳”为名的重阳节，在时令上正值草木摇落、阳气衰退。汉代易学以十二消息卦配十二个月，夏历九月配剥卦，五个阴爻在下，只剩最上面一个阳爻，阳气将尽。《周易》筮法又以九为老阳。朱熹《周易本义》说：“阳数九为老，七为少，老变而少不变。”九是阳的极数，到了极点就要转化。古人在重阳容易生出迟暮之感，有物候的原因，也和这样的时间观念有关。

　　古人过重阳的种种习俗，主要围绕避灾和延年展开。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载，费长房告诉弟子桓景，九月九日他家将有灾祸，让家人用绛囊盛茱萸系在臂上，登高饮菊花酒。桓景带全家上山，傍晚回来，家中鸡犬牛羊都已暴死，替一家人挡了灾。吴均说，当时九日登高饮酒、妇女佩茱萸囊的风俗就是这样来的。《西京杂记》记汉宫旧俗：“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寿。”茱萸气味辛烈，用来辟邪。菊花开在百草凋零之后，曹丕说它“纷然独荣”，于人能“辅体延年”，便随信送给钟繇一束，“以助彭祖之术”。登高、佩茱萸、饮菊花酒这几项主要节俗，求的都是平安和长寿。

　　老去悲秋强自宽

　　魏晋以后，重阳诗写“老”的很多，诗人写的大多是自己的老。陶渊明《九日闲居》开头说：“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诗中又说“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乾元元年（758）重阳，杜甫在蓝田崔氏庄饮宴，作《九日蓝田崔氏庄》，第一句就是“老去悲秋强自宽”。这一年，他47岁，已经自称“老去”。北宋韩琦晚年重阳宴客，作《九日水阁》，有“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之句。

　　这些诗人写衰老，写的都是切身感受，而重阳，则给了他们说出这份心事的契机。悲秋是宋玉以来文人常有的情绪，有了重阳登高、宴集这些固定活动，个人的愁绪也就有了表达和排遣之处。杜甫说“老去悲秋强自宽”，一个“强”字，可见宽解是要勉力去求的，重阳宴饮正是求宽解的一种方式。杜牧的宽解来得痛快，韩琦则更显从容：园圃秋色虽淡，菊花正香，晚年在他笔下成了可以自许的时节。

　　重阳也是全家老少一起过的节日。桓景就是带着全家登山的；没有山可登的人家，取“糕”（与“高”同音），蒸重阳糕分给家人吃。明代北京重阳，娘家要接出嫁的女儿回来吃花糕，因此又叫“女儿节”。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载，若是没能接回来，“母则诟，女则怨诧，小妹则泣”。古人过重阳，老少都在场，登高、吃糕、团聚，不分年龄。

　　且看黄花晚节香

　　1989年，农历九月初九被定为“老人节”。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这在传统节日的现代转化中，是比较成功的典范。

　　日本、韩国历史上也过重阳，现代设立敬老节日时都另选了日期：日本的敬老日现在是9月第三个星期一，韩国则有5月8日的双亲节和10月2日的老人节。日本明治初年改用公历，重阳节随之改在公历9月9日，那时菊花还没有开，节俗也渐渐冷落。我国把敬老放进重阳，法律又写明是农历九月初九，节日仍在深秋菊开时，登高、赏菊等旧俗也就有了延续的条件。重阳本来就有祈求长寿之义，这与敬老内涵一脉相承，转化起来自然顺理成章。

　　节日的重心也随之有了变化。古人过重阳，想的多是自己怎样面对衰老；今天过老年节，讲的多是社会怎样对待老人。这一变化加强了节日的伦理意义，个人对自身衰老的体会却淡了。现代的节日常按群体来划分，儿童节属于孩子，七夕被称作“中国情人节”，重阳则成了“老人节”。于是常见的情形是，老人在节日里多是接受探望和慰问的一方，鲜少是自己张罗着过节的主角；年轻人提着礼物上门，好像衰老与他们无关。

　　白头翁入少年场

　　据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2亿，占总人口的22.86%；人均预期寿命也已接近80岁。杜甫写《九日蓝田崔氏庄》的那年暮春，在长安作《曲江二首》，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句，如今70岁已是平常年岁。对多数人来说，老年是一段长达几十年的人生，其中不少年份身体尚好、兴趣广泛。这部分“低龄老人”，相比照料，往往更需要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

　　传统的敬老有两个基础。一是家庭内部的代际回报，费孝通称之为“反馈模式”，即父母抚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二是老人积累的经验，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如今家庭规模缩小，人口流动频繁，不少子女与父母分居两地，代际回报的链条拉长了；技术更新加快，常常是子女教父母用手机，社会学家称之为“文化反哺”。这两个基础都有所松动，敬老需要家庭以外的社会力量共同承担，也需要建立在对人生各个阶段的尊重之上。法定的老年节，为此提供了一个公共的时间节点。

　　一年一次的节日代替不了平日的陪伴和制度保障，其作用主要在于提醒。近年来，不少老人自发结伴登高、办诗会、赏菊——节日是他们自己张罗着过的，与古人重阳登高赋诗的意趣遥相呼应。年轻人陪长辈登一次山，看他们兴致勃勃，对自己的晚年也会多些盼头。老少一同出门登高，比简单的慰问探望，更接近重阳节最初的样子。

　　九月所配的剥卦，上九爻辞是“硕果不食”。程颐解释说，众阳剥尽，只剩这一阳，好比一颗大果子留在枝头，没有被摘食；又说“阳无可尽之理，变于上则生于下”。后人说“硕果仅存”，多用来称誉一代人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剥卦之后是十月的坤卦，再往后是十一月的复卦，冬至一阳来复。在这套时间观念里，九月的阳衰，连着冬至的阳生。

　　白居易有一首《重阳席上赋白菊》：“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还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满园黄菊里开着一丛白菊，就像满座年轻人中间坐着他这个白头翁。黄菊傲霜，白翁凌秋，都是重阳里不减的风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