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润年（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前高级顾问、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高级研究员）

　　如果西方现代性不再为人们的未来绘制路线，那什么能够做到？人工智能在这一建设过程中究竟应发挥何种作用？答案必须是人类自身的文明现代性，人工智能应当是赋能者，而不是统治者。如果要确立自己的道路，非西方现代性就不能停留在否定性的说法上，我们不能只做一个由所拒绝之物定义的“非某物”，而必须赋予它实质内容，使之成为文明复兴，从最古老的源泉中汲取力量以建设未来。

　　正因为人工智能是一种主动的知识与文化技术，谁构建了占主导地位的模型，谁就设置了所有社会如何认知、治理和记忆的默认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档案都会受到它的界定。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依赖这种架构意味着系统性的脆弱、语言依赖以及认知架构集中于美国硅谷，这是一场争取认知主权的斗争。几十年来，全球南方的现代化与西方化被混为一谈，人工智能则在系统架构层面把这一点固化：现代效率默认采用资本密集型、以西方为中心的解决方案。如果一个国家依赖外部人工智能技术栈来运行电网、港口物流和金融系统，那么其经济主权就只存在于纸面上。因此，主权算力是现代自主权的核心前提，本地设计的模型和主权数据中心不是虚荣工程，而是当代版本的本国钢铁厂和铁路网络建设，没有它们，融入人工智能就会变得附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