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建构不仅关系到现实如何被阐释，还会对现实本身的发展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在被称为后真相时代的今天，面对思潮的激荡与观点的交锋，更需拨开认知迷雾，为错综复杂的舆论生态注入更多确定性。

　　近段时间以来，西方舆论场中出现了“中国冲击2.0”的论调。9月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2026年度欧盟“盟情咨文”，同样提及了这一说法。将经贸议题过度政治化的叙事已经引起多国专家和观察人士的批判与反思。近日，埃塞俄比亚前高级部长、原总理特别顾问、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阿尔卡贝·奥克贝（Arkebe Oqubay）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为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绿色、公平的世界，有必要重新定义“中国2.0”。立足全球南方视角，他选择用“中国聚合2.0”（China Convergence2.0）这一替代性叙事来进行表述。

　　经济叙事应忠于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众所周知，“中国冲击论”并非第一次进入公共视野。“中国冲击2.0”与“中国冲击1.0”相比有何异同？“冲击”这一标签与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市场的真实面貌之间存在多大距离？

　　奥克贝：将中国经济崛起形容为“冲击”的叙事，已成为西方主流媒体惯用的一种简化表述。这种说法起初被用于刻画中国21世纪初的制造业增长情况，正是那一轮增长促使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跃升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如今，“冲击”叙事蔓延至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板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冲击2.0”在框架上将中国的产业进步主要视为需要加以管控或遏制的破坏与威胁。但从全球南方的视角，尤其是从许多仍在努力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的视角来看，可以作出另一番理解。中国的发展历程所代表的并非一场冲击，而是一种聚合：弥合工业化国家与正在推进工业化的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为碎片化的全球经济提供急需的公共产品。

　　“中国冲击论”内含这样一种反事实假设：倘若中国没有迈向工业化，西方经济体的状况会比现在更好。这种假设建立在狭隘的会计演算之上，它孤立地把进口竞争对特定制造业群体的影响单独拎出来，却忽视消费者、下游产业以及更广泛全球经济领域所获得的可观收益。几十年来，中国的制造业规模持续保障发达经济体的消费品价格维持在较低水平，实实在在地惠及了西方国家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中国还供应各类中间投入品，促进其他相关行业的竞争力提升，并吸纳了资本与技术，为投资者和企业创造了跨越国界的回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推理论断方面，“中国冲击2.0”的错误性与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哪里？为什么即使是没有生活在中国的海外人士，也要对“冲击”叙事保持警惕？

　　奥克贝：亚当·图兹（Adam Tooze）等经济史学家已经注意到，美国和欧洲某些去工业化地区的长期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国内政策的失利，即再培训、区域投资和再分配方面的欠缺，而非来自中国的竞争造成的必然后果。每一次工业化转型，包括英国、美国、日本和韩国先前经历的转型在内，都会带来本地层面的错位。这种错位究竟会演化为持久的困难抑或可管理的转变，主要取决于一国国内的制度性选择，而非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往来。

　　此外，纯粹以破坏为中心的会计演算通常还忽略了减贫这一维度。就在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同一时期，中国数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脱贫成就之一。要公允地评价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就应把减贫这一关涉全球公平的维度纳入考量，而不是将工业化国家特定群体所承担的本地成本当作事实的全貌。

　　由此可见，“中国冲击论”的危险性并不在于它点出了真实存在的调整成本。这些成本的确存在，也值得政策层面的认真对待。然而，“中国冲击论”把一隅之见泛化为对中国发展历程的文明评判，这带来了为关税、投资限制、技术管制这类政策回应提供合法性依据的风险。而这类政策的代价最终将由消费者以及那些寻求借鉴中国跨越式发展轨迹的发展中国家来承担。

　　超越零和竞争的认知桎梏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认为，“中国冲击2.0”叙事的出现源于对现有秩序变化的焦虑。您认为，经济学研究可以为辨析“冲击”叙事提供怎样的洞见？建构更加客观公正的经济叙事，是否意味着要重新审视有关经济发展与全球化的一些基本假设？

　　奥克贝：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对经济落后性的研究到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有关产业关联的论述，再到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对韩国工业化进程的分析，经济赶超和产业升级长期以来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被视为后发国家取得成功的标志性成就，体现为一国经济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高技术活动的转移。对于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经历的转型，这种赶超过程被普遍认为是正当的乃至值得称赞的。再看当下，一种突出的情况是，中国也在经历类似的转型，从纺织品、玩具等领域转向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技术和先进计算等领域，但却越来越多地被置于“威胁”而非成就的框架下描述。

　　从这个意义上讲，达成更理想的局面并不代表要放弃合理的竞争关切，而是需要对一系列前置性问题展开重新思考。首先，无论哪个国家，一国的产业升级是否应被认为本质上具有威胁性，而不是运转良好的开放型全球经济中的正常现象乃至必要特征？在开放型全球经济中，有更多的国家能够生产复杂产品。其次，成熟经济体要如何适应技术能力更为分散的格局并从中获益，而不是把技术扩散本身当作一种损失来对待？最后，如何构建更加公平且富有韧性的全球经济架构？在这一架构下，贸易条件、技术转移与产业政策空间是通过多边协商的方式来确定的，而非由当前拥有技术领先地位的某个经济体单方面决定。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一贯主张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冲击”叙事背后的零和博弈思维对协同努力造成了阻碍。您对于超越零和竞争、深化国际合作的呼声有何看法？

　　奥克贝：无论经济体的规模有多大，任何单一经济体都无法靠一己之力应对气候变化、流行病防控、绿色转型等重大挑战，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国际层面整合技术、资金与制造业产能。用零和思维看待中国崛起，认为中国的发展收益天然构成其他国家的损失，与上述挑战的现实要求格格不入。举例来说，零和思维会将低成本绿色技术的传播视作一种竞争威胁，而非气候变化背景下当今世界所必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强调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互利共赢等原则，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些举措体现了一种努力，即推进有别于零和竞争的合作性替代方案。无论人们在个体层面对此有何理解，其底层逻辑指向了一个宏大的命题：包括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内，生产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与人类在应对共同挑战上取得集体进展不仅是兼容的，前者对后者而言还可能是不可或缺的。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超越零和竞争可能意味着要重建对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的信心，拓展向全球南方进行技术转移与知识转移的渠道，并将分布于不同地区的产业产能作为可以为脱碳等共同目标而调动的资源，而非要贮藏起来或者禁止他国获取的内部资产。

　　凝聚规律阐释的“最大公约数”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对中国经济的评价失之偏颇，“中国冲击2.0”是否还忽视了广大普通消费者的权益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经济转型升级如何体现中国崛起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之间的关联？

　　奥克贝：在消费者层面以及地缘政治层面，在西方的一些评论中，中国价格亲民的电动汽车、太阳能板和电池往往被视作对其国内产业的竞争威胁。然而，无论是对面临高昂生活成本压力的消费者来说，还是对那些既希望推进脱碳又不想让普通家庭承受难以负担的绿色转型成本的国家来说，这些产品更像是“生命线”。与此同时，这其中还存在供应链韧性方面的考量：推动能源供应与产业供给多元化，降低对少数化石燃料出口经济体的依赖，有利于减少能源进口国在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冲击风险面前的脆弱性。过去十年间，这类冲击反复上演。

　　在更广泛的技术扩散层面上，二战后全球技术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围绕专有控制权展开，这套知识产权制度使得集中于少数发达经济体的一小部分企业得以支配技术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的定价与速度。从太阳能电池到特定类型的算力硬件，中国制造业推动了前沿技术的商品化并降低了它们的成本。某种程度上说，这有些类似于开源软件对专有计算产生的影响。对于那些寻求跨越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种技术可及性与技术扩散效应尤其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在“中国冲击2.0”相关的讨论中，还有哪些值得特别关注的议题？您在之前的阐述中提到了聚合这一概念。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叙事之外，您对中国经济崛起有何评价？

　　奥克贝：“产能过剩”已成为西方贸易政策讨论的焦点辩题之一。然而，目前全球对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电池储能、绿色出行等绿色技术的需求，仍然远低于深度脱碳路径所要求的水平。“供过于求”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对照气候目标，全球技术部署的速率依旧缓慢。新兴产业普遍会先经历高速的产能扩充、后经历产业整合，铁路、汽车、半导体等领域的发展史中都不乏这类案例。

　　对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说，更具建设性的叙事框架不是“中国冲击”，而更应着眼于聚合：与此前多轮工业化浪潮类似，结构性的跨越过程确实会给特定群体带来一定的调整成本。但是，通过完善国内政策并依托更具实质意义的多边主义全球机构加以调控，这将为世界开辟一条更宽阔、更公平地共享发展成果的道路，并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绿色且韧性更强的方向迈进。因此，“聚合2.0”是对中国经济崛起的一种合理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禹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