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理解长征，既要看到红军跨越万水千山、战胜艰难险阻的革命壮举，也要看到这一壮丽史诗如何进入沿线各族群众的生活世界。红军在这些地方留下了战斗遗址、会议旧址、驻地旧址和烈士墓地，也留下了与各族群众相遇、相识、相助的跨越时空的历史记忆。“长征记忆”是指民族村寨民众对长征历史相关事件、人物、遗迹和故事的认知、情感与叙述。它既包括个体层面的亲身经历与代际相传，也包括村落层面的公共叙事与仪式实践。研究长征历史记忆在民族村寨中的生成与延续，重在理解重大历史如何嵌入民众生活，如何在人民群众的感知、讲述和传承中延续下来，并逐渐浸润于乡土社会。

　　从历史事实到地方经验：长征记忆的形成

　　民族村寨中长征历史记忆的形成，本质上源于重大历史事件与地方日常生活的相互渗透。一个历史事件能否沉淀为地方社会的历史记忆，关键在于它能否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留下可以感知、理解和讲述的经验。红军长征进入民族地区，行军经过山川古道、田坝渡口和村寨聚落，使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与地方社会发生了直接关联。对于当地群众而言，长征既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实，也是一段发生在身边的历史经历。正是这种地方经验的形成，使长征史实经由三重过程逐渐融入民族村寨的记忆体系。

　　首先是经验的空间化表征过程。历史事件与特定地点的结合，使空间成为地方经验得以保存、识别和唤起的重要载体。贵州黎平县少寨村的红军桥，是红军长征经过侗乡时与当地群众共同搭建的一座木桥。这座桥不仅是红军长征的历史见证，也成为当地群众认知地方历史的重要媒介。长征历史由此获得了具体的空间依托，并为其进一步沉淀为民族村寨中的历史记忆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经验的日常化表征过程。宁夏西吉县单家集村的回族群众回忆祖辈讲述红军到来的情景时，常说那是地里的洋芋成熟、正要收获的时候，红军队伍来到了村里。这样的讲述把重大历史事件放入地方农事节令和生活场景之中，对村寨群众而言，红军到来是同作物生长等日常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记忆。这种日常化的转换，使长征历史从宏观叙述进入了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

　　最后是经验的叙事化表征过程。1935年5月22日，中央红军经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果基约旦（小叶丹）杀鸡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彝海结盟”的史实在四川冕宁县彝海村的彝海结盟纪念馆得到集中呈现，还以影视作品和连环画等形式广泛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具体历史被转化为人物清晰、情节集中、意义明确的地方历史叙事，并由此具备了进入社会记忆的基本条件。

　　民族村寨的长征历史记忆，体现了村寨社会对长征历史的记录、理解和传承。长征作为国家历史的重要事件，首先通过具体历史实践进入地方社会，继而转化为具有地方特征的经验认知，并在反复展开的叙事实践中沉淀为历史记忆。这构成了长征历史记忆在民族村寨中的基本生成逻辑，并为后续记忆传承、认同建构和共同历史叙事的展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地方经验到村寨叙述：长征记忆的延续

　　历史事实转化为地方经验之后，还需要依托特定载体和社会实践被保存、讲述和传递，才能形成较为稳定的村寨叙述，并进一步沉淀为集体记忆。村寨叙述由此成为连接地方经验与集体记忆的重要中介，也是长征记忆在民族村寨中得以延续的关键环节。民族村寨对长征记忆的保存，本质上是地方社会借助人物关联、物质媒介和叙事实践，对历史经验进行组织转化和代际传递的过程。

　　人物关联是长征记忆保存的重要纽带。民族村寨中的长征记忆，通常并非以系统的历史文本形式保存下来，而是通过亲历者、见证者、后代传人以及地方讲解者等具体人物得以延续。彝海村的沙马依姑通过讲述祖父沙马尔各在彝海边主持“结盟”仪式，使长征途中的历史事件成为家族记忆、村落记忆和地方叙事的组成部分。类似的记忆传承主体构成了连接历史事件与现实社会的重要桥梁，使长征记忆能够在家庭、村落和公共空间中不断流传。

　　物质遗存是长征记忆得以保存的重要媒介。武器、文书、器具、衣物等物质形态，能够为地方讲述提供具体的历史凭据和感知对象。湖南汝城县沙洲瑶族村“半条被子”的故事之所以能够长期流传，正在于它把红军与瑶族群众之间的深厚情感凝结在一件日常生活物品之中。物质遗存本身并不能自动生成完整的历史解释，其意义需要在讲述、展示与阐释中被激活。正是在物质媒介与叙事实践的结合中，分散的历史痕迹被转化为可供理解的记忆文本。

　　叙事实践是长征记忆保存的关键路径。遗址、文物和纪念设施为民族村寨中的长征记忆提供了重要依托，家庭讲述、学校教育、研学讲解和公共传播则使其不断被唤起、传递和延续。甘肃宕昌县哈达铺中学的中学生红色文化宣讲员，已连续多年向其他学校师生讲述“一把铜勺”的故事，这表明长征记忆正通过青少年讲述进入新的代际传承。随着传播方式的变化，口耳相传与纪念馆展示、研学课程和数字传播相结合，使长征记忆持续融入新的社会场景。

　　民族村寨的长征记忆并不是地方经验的自然留存，而是在人物关联、物质媒介和叙事实践共同作用下被保存、组织和传递的结果。历史事实转化为地方经验之后，还需要依托讲述者、讲述内容和讲述载体之间的相互支撑，才能在群体代际延续中形成较为稳定的村寨叙述。从地方经验到村寨叙述，意味着长征逐渐超越个体经验层面，成为地方社会能够长期讲述、反复确认并共同理解的集体记忆。上述过程构成了长征历史记忆在民族村寨中得以延续的基本机制。

　　从村寨叙述到意义生成：长征记忆的阐释

　　如果说记忆的延续主要回答“历史如何被记住”的问题，那么意义生成则进一步回答“历史为何值得被记住”以及“被记住的历史有何价值”的问题。前者侧重记忆的传递机制，后者侧重记忆的价值阐释。长征历史记忆在民族村寨的持续传承，既关系历史在地方社会中的保存与传递，也关系历史理解方式的拓展。民族村寨的长征记忆，使国家历史在地方经验中获得更加具体、鲜活的理解形态，并推动地方经验与国家历史之间形成互动关联。

　　从记忆研究的角度看，历史记忆是在特定社会关系和叙事结构中不断形成的意义秩序。村寨叙述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把个体经历、村寨社会和国家历史联系起来，使历史事实获得能够被地方社会理解和确认的解释形式。由此，长征历史记忆既是关于历史事件的保存，也是一种持续组织历史意义的社会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意义的生成依赖于民众对长征历史的理解。民族村寨往往会从众多历史细节中择选出能够体现红军经过、军民互动、群众支援和民族团结的人物、地点、事件和物件，并组织形成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地方叙事。通过村寨叙述，红军来到村寨的历史缘由、群众支持红军的行动逻辑、军民关系形成的社会基础以及这段历史对于村寨的价值意涵，被逐渐组织到一个能够阐释事实语境、特定关系与价值取向的意义结构之中。正因如此，长征记忆在地方文化象征网络中获得了可讲述性。它让地方社会意识到，这段历史值得讲、有必要讲，并且能够在讲述中确认自身与革命历史、国家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村寨讲述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延续方式，也是历史意义生成的重要环节。民族村寨对红军经过、军民互动及相关历史经历的讲述，在延续地方记忆的同时，也将地方经验纳入更广阔的历史叙事框架。个体家庭与村落层面的历史叙述，使宏大历史获得进入乡土社会的具体路径，也使地方经验获得与国家历史相连接的解释空间。

　　这种由地方讲述所构成的历史表达，拓展了对长征的理解维度。长征作为跨区域的伟大实践，既包含军事行动和重要历史节点，也包含红军与基层社会广泛互动的丰富过程。民族村寨中保留的记忆材料，使长征能够呈现其在乡土社会中的微观形态，从而丰富了既有历史叙述的解释层次。置于长征历史整体进程中看，民族村寨是长征历史经验得以具体化的重要场域。

　　民族村寨中的记忆实践表明，地方社会不仅是历史的承载者，也是历史意义的参与建构者。历史在这里被记录，也在持续的社会实践中被深刻理解与组织。民族村寨中的长征记忆，将革命历史和人民生活经验联结起来，使长征历史在基层社会中获得持续阐发的意义空间，并进一步呈现精神传统生成与延续的社会基础。

　　从意义生成到认同凝聚：长征记忆的指向

　　长征历史记忆在民族村寨的延续，关系历史保存、地方讲述，也关系重大历史在现实社会中发挥育人功能和凝聚作用。经过地方经验、村寨叙述和意义生成的连续转化，长征历史记忆逐渐成为连接地方社会、国家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资源。村寨叙述通过记忆传输、符号聚合和价值诠释，把地方社会保存的历史记忆转化为能够进入国家话语的共同历史叙事。国家话语又反过来为地方记忆的选择、阐释和传播提供价值框架，使长征记忆在社会记忆与社会认同的双向互动中获得新的现实意义。

　　长征历史记忆有助于形成共同历史认知。红军长征经过民族地区，与沿线各族群众发生广泛联系，留下了军民相助、民族团结、共同奋斗的历史印记。民族村寨对这些历史经历的保存和讲述，使地方社会能够在国家历史进程中理解自身与长征的关系，也使长征历史在基层社会中获得更加具体的认知基础。通过家庭讲述、村寨叙述、纪念展示和教育传播，原本分散在不同村寨中的地方记忆逐渐汇入共同历史叙事，长征记忆成为各族群众认识革命历史、理解国家历史的重要媒介。

　　长征历史记忆有助于激发共同情感。民族村寨中的长征叙述，往往以具体交往关系和情感经验为基础，呈现红军与各族群众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共同面对艰难处境的历史过程。在反复讲述中，人物、地点、物件和事件逐渐从地方故事中的具体内容凝结为具有公共意义的记忆符号。这些符号在地方社会中唤起历史亲近感，在公共传播中激发情感共鸣，并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代际的人们能够围绕共同历史形成情感联结。

　　长征历史记忆有助于强化共同体认同。民族村寨中的长征记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进入民族地区、联结各族群众命运、在共同奋斗中聚合人心的历史过程。它将地方性的历史经历纳入国家历史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使各族群众在共享历史意义的基础上确认彼此之间的共同关系，强化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员的归属意识、情感依附和心理趋同。长征记忆由此获得超越地域与民族边界的意义，并进一步转化为认同凝聚的历史基础。

　　总之，长征历史记忆之所以能够在民族村寨中延续，根本在于这一重大历史扎根基层社会的生活世界，并在地方经验、村寨叙述和意义生成中获得新的社会生命。历史事实通过空间承载、日常嵌入和叙事传承，转化为人民群众能够感知、理解和认同的精神文化资源；地方社会通过讲述长征历史、阐释长征意义和传承长征精神，把自身历史同国家历史、民族命运和时代使命联系起来。长征历史记忆在民族村寨中的延续，最终指向历史认知、情感联结和认同归属的统一。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长征沿线民族村寨历史记忆活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模式研究”负责人、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