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地缘政治学理论认为，权力主要来源于对地理空间、自然资源、交通要道和人口腹地的控制。谁占据关键地域，谁掌握战略资源，谁就能在大国竞争中获得相对持久的优势。然而，在数字与人工智能时代，传统以领土与物理空间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分析框架存在局限。地缘政治研究需要引入芯缘政治（Chip-politics）思维，将半导体产业链、算力生态视为新型战略空间，考察大国在硅基基础设施上的权力博弈，分析芯缘竞争与传统地缘格局之间的联动、互构关系，从而完整理解当代大国战略竞争。

　　传统地缘政治研究在智能时代的不足

　　地缘政治理论的长久解释力在于它揭示了国家权力的地理空间约束。但近年，随着半导体供应链危机以及大国芯片博弈的加剧，传统的地缘政治分析框架越来越难以解释人工智能大发展背景下的地缘政治新变化。

　　一是传统理论框架在解释权力的来源时立足于物理空间和地理边界，难以应对虚拟空间、数字空间的权力生成和影响机制。云端算力、通用大模型、应用生态和推荐算法并不占据领土疆域，却能决定数据流向、技术规范、产业利润和话语秩序。二是传统理论框架强调对关键资源、关键通道、枢纽节点等资源和地理区位的控制，而智能时代则强调对半导体产业链、技术栈的主导，以及大模型和超级智能体的掌控。三是传统理论框架多以国家为中心，而智能时代的权力主体则具有复合属性：跨国高科技企业控制智能基础设施，跨国组织设定技术的标准，投资基金重塑产业地图，开源社区影响创新方向。

　　综上所述，虽然地缘政治对区域安全与大国制衡的分析依然有效，但伴随智能时代权力主体多元、博弈转向半导体与算力生态，仅靠地缘视角难以完整解释技术阵营竞争，需要引入芯缘政治思维，拓展原有理论的分析边界。

　　芯缘政治的基本运作逻辑

　　如果说地缘政治聚焦的是地理空间中的权力分布，那么芯缘政治聚焦的则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生成及其结构性影响。芯缘政治能有效解释人工智能时代博弈空间、权力和安全的全方位转型，其基本运作逻辑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一是算力层面，即芯片、设备、材料、先进封装与能源供给。晶圆厂投资规模动辄百亿乃至数百亿美元级，3纳米、2纳米制程与先进封装进一步将制造门槛推至国家能力边界。光刻胶、电子特气、大硅片、光刻机与高端量测设备，是大国和中等强国才能有效掌握的产品和技术。算力经由自主可控的芯片、设备材料、能源供给保障等中介机制，从而转化为国际权力。例如，美西方推动芯片四方联盟、美欧贸易与技术理事会、印太经济框架等机制，意在实现技术标准、供应链与价值规范的捆绑。算力分布趋向催生国际秩序新格局，判断一个国家实力大小越来越看重其掌控或垄断了多少半导体技术和制造半导体芯片的设备工具、拥有多大规模的数据中心以及能否保证大规模能源的持续有效供给。

　　二是算法层面，即云、模型与生态。人工智能时代“文化战争”的主要工具是算法，各国以算法为主要工具，在数字空间领域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冲突和价值分歧。人工智能时代人们接触和获得的政治信息经算法推送或筛选过，实施“文化战争”的一方可以操控算法，将争议性内容优先推送，传播己方价值观，从而引导舆论塑造认知。智能系统重塑信息秩序和价值表达，谁能定义评测基准、开源化程度、语料边界和安全红线，谁就能影响什么是可信知识、什么是可被接受的观点、什么是社会真实。

　　三是供应链层面，即对制造半导体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能力、半导体制造能力以及市场的自主化程度等。国家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地位直接决定其国际影响力的强弱或能否主导国际秩序。处于半导体供应链中不同层级的国家与地区，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发挥的影响力和参与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也有所不同。同时，半导体供应链上的非国家行为体也已介入国际竞争并扮演重要角色。

　　权力生成机制的新动向

　　从地缘政治研究到芯缘政治研究，不是地理因素的消亡，而是权力生成机制的升维。

　　第一，权力的边界从物理空间转向数字空间。传统大国重视疆域面积与地缘区位，而智能时代更看重单位空间内的知识密度、资本密度、算力密度和技术密度。例如，新的冲突常发生在云服务区域、应用商店审核、开源许可证变更、芯片IP授权、卫星链路和海底光缆登陆点。这些博弈场域不再局限于领土边界，而是分布在数字基础设施与半导体产业链节点之上，谁控制接口，谁就能在不越过国境线的情况下实施准入、限流、追踪和封锁。接口即疆域，协议即关隘。

　　第二，安全联盟从军事互助扩展到技术栈互操作。北约式集体防务仍在，但技术联盟更强调共同标准、联合研发、产能备份、关键矿产与能源保障、人才流动和制裁执行。半导体成为现代同盟的黏合剂，荷兰光刻机、日本材料、韩国存储、美国设计与软件，任何一环中断都可能放大为全球性冲击。中美强化人工智能对话，寻求国家层面的风险共治，就是中美人工智能领域既存在“你追我赶”竞争的同时又寻求安全防范的表现。

　　第三，发展中国家面临依附技术主导国家的新风险。如果不能形成基础算力、行业数据和本土模型，一些国家可能在数字基础设施、移动支付、政务云和国防采购上依赖外部平台，进而在标准、内容和安全议题上丧失自主性。技术普惠可能成为新的发展叙事，也可能成为新的数字殖民主义。全球数字治理因此不仅是效率问题，也是国际公平正义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将面临越来越突出的人工智能赤字问题。

　　第四，竞争焦点从占有物质资源转向掌控关键技术。地缘政治争夺基础资源和关键通道，芯缘政治更强调对关键核心技术路线的主导。下一代颠覆性技术无不以芯片和算力为基础，一旦量子计算、存算一体、光子芯片、合成数据、具身智能、虚拟仿真等方向形成事实标准，相关国际行为体将占据长周期发展优势。芯缘政治的技术逻辑起点是从空间控制转向技术引领，从边界防御转向生态塑造，从领土主权逻辑转向技术主权逻辑。

　　第五，国际权力互动主体不断从国家行为体转向非国家行为体。大型科技企业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参与者，在国际权力博弈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谷歌、台积电、英伟达等科技巨头在算力供给和算法控制体系中扮演着核心的市场化载体角色，成为大国博弈中不可忽视的非国家行为体。从技术趋势看，未来以超大规模数据、超级算力为基础的集决策、执行、治理等功能于一体的超级智能体极可能成为国际权力结构塑造主体，人类社会必须要提前做好各项准备。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福建省区域国别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