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作为一门探究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具体的综合性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肩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学理支撑的重要使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关乎我国社会学学科发展方向、服务社会进步的重要议题。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

　　历史传统与建设现状

　　1979年，停办了近30年的社会学得以恢复和重建。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学，以及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成为当时学术界面对的首要问题。经过多轮讨论，费孝通等学者逐步确立了建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的共识性方针。不过，建设方针的确立并未消弭关于学科性质的分歧。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在郑杭生系统论述前，始终悬而未决。

　　20世纪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郑杭生正式提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重要论断，从社会学研究对象这一根本问题上理顺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之间一般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科学地回应了“否定论”“等同论”“代替论”“部分代替论”等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争论，奠定了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础。

　　然而，理论上的厘清并未立即改变重建实践中的路径依赖。恢复重建后的前40年，中国社会学因自身理论与方法论的空白，不得不大量引进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概念与方法。这一路径虽具有历史合理性，却也使中国社会学深深烙上西方印记，也由此带来学科发展的深层危机，既不利于构建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也强化了在全球学术对话中话语权的边缘位置。

　　在此背景下，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设是深化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关键。事实上，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起步甚早，理论积累深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的根本理论武器。毛泽东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才溪乡调查》、李大钊的《青年厌世自杀问题》《上海的童工问题》等，都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的经典范本。民国时期，以李达、瞿秋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已自觉将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出有益探索。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也被视为与美国文化学派、人文区位学派、法国涂尔干学派、英国功能人类学派并列的重要一脉。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之名虽一度中断，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研究从未停止。反观西方社会学界，二战后长期由结构功能主义等强调秩序与整合的理论所主导，直至20世纪60—70年代社会矛盾激化，才“重新发现”马克思，在学术上批判地吸纳，将其思想发展为冲突理论、批判理论等学术流派。

　　遗憾的是，尽管中国拥有深厚的研究传统与制度优势，但在具体研究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科认识与学术体系建设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一方面，不少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议题，在解释路径上依旧沿袭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与概念框架。另一方面，部分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解仍停留在教科书式的教条层面，未能真正掌握其批判的、实践的、历史的辩证法这一活的灵魂。

　　明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

　　主导地位

　　造成上述“悬置”状态的根源，在于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认识偏差。当下，仍有学者仅从实证主义原则出发理解社会学，否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存在；亦有学者仅将马克思的社会思想视为社会冲突论等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思想渊源，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归为分支或二级学科。郑杭生亦曾旗帜鲜明地批判这种狭隘的学科认知，指出其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僵化理解，使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沦为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解释，不能得到充分重视和继承发扬。

　　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超越了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社会学对经验事实的机械归纳，突破了韦伯解释社会学对个体意义的过度聚焦。由此出发，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将社会视为动态的矛盾统一体，既注重对生产关系与阶级结构的客观分析，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在理论根基与分析方法上区别于传统西方社会学。

　　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学的指导地位，明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中的主导地位，从区别于传统西方社会学的独立研究范式出发理解、定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既符合马克思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本质，又接续了中国深厚的研究传统，更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构建中国自主的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知识体系

　　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奠定了区别于传统西方社会学的价值取向与研究范式。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的积淀，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崭新的理论架构和丰富的思想内容，为构建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推进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需在以下三个维度重点发力。

　　第一，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强化时代性与实践导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旨趣不仅在于解释社会，更重要的是改变社会。要始终坚持以人民性为根本的价值立场、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逻辑和以实地调查为基本路径的研究方法。要以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导向，强化战略和系统思维，探究我国社会发展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逻辑与演变趋势，站在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共同体”建设的战略高度，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此外，要特别关注当代数智技术带来的时代巨变，充分重视数智时代的资本控制、劳动异化、人机矛盾等生产关系变革，以批判建设的眼光和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引导和规范数智技术的发展方向，使其服务于人民福祉与社会进步。

　　第二，正确处理古今关系，强化民族性和历史底蕴。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凸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历史延展性和文化特色。要正确认识传统要素与现代要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特别关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社会理论的继承和开发，深化先秦诸子百家的社会治理思想研究，以及绵延数千年的儒学传统的研究，以当下的理论和实践需要为观照，弘扬传统、开发传统、超越传统，使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智慧与理性思辨。此外，要特别重视挖掘毛泽东、李大钊、李达、瞿秋白、许德珩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遗产，从实践调查、理论建设、文化批判等不同侧面扩展具有批判精神和建设性取向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第三，正确处理中外关系，强化继承性和原创性。经典马克思主义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核心观点和基本立场，第一次实现了“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进一步充实和深化了唯物史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以社会批判为主线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维度；对此，要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国际积累，汲取有益养分。同时，要不断强化中国社会学思想理论的主体性、自主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中国具体的社会建设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持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