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绵延五千余年，多元一体是镌刻于民族血脉中的鲜明底色。在黑水城遗址出土的残卷、历代金石碑刻和传世民族典籍中，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等北方民族古文字，记录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历史，是中华文明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也是认识中华民族发展史、夯实文化自信根基的重要载体。

　　这些沉睡千年的古文字，记录了宋辽夏金时期边疆民族的制度建构、思想信仰与社会生活。长期以来，由于文字释读难度高、材料残缺、人才稀缺，民族古文字研究被视为少有人涉足的冷门“绝学”。从零散残字的考订释读，到大型民族典籍的系统整理；从突破既有研究范式的局限，到构建本土化民族文献研究体系；从埋首书斋深耕基础研究，到传道授业培育青年学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孙伯君三十余年来潜心民族古文字研究，让尘封千年的文字逐步“苏醒”，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清晰浮现。近日，孙伯君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一届学部委员。在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中，孙伯君讲述了立足冷门“绝学”，把基础研究同国家文化战略相结合，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治学故事。

■孙伯君  受访者/供图

　　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大众认知中，西夏文、女真文、契丹文研究属于典型的冷门“绝学”。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持续投入力量整理研究这些沉睡千年的民族古文字，其时代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孙伯君：我国是世界上古文字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存世民族古文字达四十余种。西夏文、女真文、契丹文、藏文、八思巴文、蒙古文、满文等，都是历史上各民族使用的文字，留存下来的文献数量十分可观。这批民族古文字文献与汉文正史典籍互为补充、彼此印证，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包容性及多元一体格局。

　　更为关键的是，民族古文字文献提供了大量一手材料，记录了边疆各民族主动接纳、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实历程，展现了边疆地区对中原儒学思想、典章制度的吸收与传承。这些材料不是汉文史料的简单附属，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重要学术资源。如果忽略民族古文字文献，我们对中华文明史的理解就会存在视角上的缺失。重新整理、释读、研究这些文献，既是抢救珍贵文化遗产，也是还原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代，敦煌、黑水城大批珍贵文献流散海外，曾形成“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民族古文字研究在守护中华文明阐释权、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方面，承载着怎样的国家使命？

　　孙伯君：20世纪初，黑水城、敦煌出土的大量民族古文字文献被域外探险者带走，相关原始材料长期保存在海外机构，早期研究主导权掌握在国外东方学学者手中。“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是老一辈学者心中长久的遗憾。

　　我国西夏学研究起步较晚，但学术薪火代代接续。王静如先生撰写《西夏研究》，获得国际东方学重要奖项，开创了国内西夏学系统研究的范式，培养了第一代学科后继人才。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金波、白滨、聂鸿音等前辈接续深耕，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西夏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派。进入21世纪，守护中华文明阐释权、提升民族古文字研究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成为我们这一代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使命。

　　我们继承中国传统文献考据学的治学传统，释读大量从未刊布的西夏出土文献；运用并发展“四行对译法”整理文本，构建基础语料数据库；运用番汉对音和音韵学方法，厘清西夏语与古汉语的语音对应规律。经过多年实践，我们逐步建立起本土化研究体系，修正了部分海外研究范式的偏差，形成了自己的西夏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也为本学科的数字化转型筑牢了根基。学术话语权要靠一代代学者逐字释读文献、不断推出扎实成果来赢得。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牵头编纂的《西夏文〈大宝积经〉整理研究集成》是西夏学标志性重大成果，入选多项国家重点出版规划。这套大型文献整理成果，为研究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哪些直接实证？

　　孙伯君：《西夏文〈大宝积经〉整理研究集成》由全国四十多位专家共同参与编纂，历时十余年完成。项目严格遵循我国古籍整理的学术传统，系统开展录文、标音、对译、释读等工作，构建西夏文、汉文双语对照大型语料库，破解了西夏文字释读、佛教文献研读中的诸多学术难题。

　　通过西夏文译本与汉文原典比对，我们还原了汉传佛教沿河西走廊向西传播的脉络，厘清了西夏文化同中原汉文化、佛教文化交融互鉴的历史线索，为开展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论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直接、可靠的史料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族古文字文献能够为中华文明的整体性历史叙事补充哪些独特视角？

　　孙伯君：民族古文字文献为中华文明历史叙事补充了不同民族的视角。以西夏政权为例，西夏处于农耕文明、草原文明、雪域文明的交汇地带，承接敦煌文化余脉，是中原、西域、草原、雪域文化往来融通的枢纽。西夏文、藏文、回鹘文文献保存的诸多史实，中原汉文正史并未记载。文献证实，西夏较早推行帝师制度，接纳并传播藏传佛教；西夏僧人也是推动凉州会盟、促使藏传佛教进一步传入中原的重要力量。西夏的相关制度实践，也为元代边疆治理、政教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借鉴。与此同时，西夏延续了敦煌大族的佛教营建传统，并深受回鹘佛教影响。这些以多种文字记录的史实充分证明，中华文明是在各民族持续交往、深度融合中共同铸就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古籍保护与文脉传承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近年来民族古文字这一冷门“绝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哪些标志性进展？

　　孙伯君：随着国家大力推进古籍保护传承，冷门“绝学”研究和民族古籍工作被纳入国家顶层规划。2023年，我牵头推动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开展深度合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整合全国学术力量，搭建常态化协同科研平台，深入挖掘民族古籍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平台运行后，一批标志性成果陆续推出。我们编辑出版民族古文字研究文库、冷门“绝学”系列丛书，创办专业学术刊物，进一步完善番汉对音研究理论体系；完成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数字化现状的系统调研；常态化开设古文字专题讲座、后备人才培训班，培养青年学术力量；稳步推进《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契丹文卷、女真文卷、回鹘文卷等民族古文字卷的编纂。这些工作从文献整理、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数字化建设等多个方面推动冷门“绝学”赓续发展，服务中华文脉传承大局。

■大安出土契丹小字八角铜镜  受访者\供图

　　体悟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您长期研读西夏、辽金时期民族古文字一手材料，从文本实证层面，应如何理解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

　　孙伯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民族古文字文献可以与汉文典籍互相补正，这也是王国维、陈寅恪倡导的“二重证据法”。这些文献能够补足中华文明的历史链条，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充分证明，西夏高度认同中原儒家教化的价值，大规模翻译经史子集，现存汉文典籍的西夏文译本数量在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中位居前列。西夏翻译《论语》《孟子》《孝经》，选用北宋新经学派的注本；编译《贞观政要》《德行集》，把修身齐家治国理念作为官方教化民众的重要内容。西夏仁宗大力兴办学校，推崇太学，尊封孔子为文宣帝，运用儒家仁爱思想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西夏学者骨勒茂才提出，治学既要继承先贤，也要心怀仁爱、济世利民。这说明，西夏的教化体系承袭了中原儒学仁爱为本、经世致用的精神内核。

　　不只西夏，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也普遍主动吸纳中原制度文化。各民族参照汉字体系创制本民族文字，尊崇文字创制先贤，延续崇文传统。金世宗专门下诏翻译儒家五经，推动女真民众学习中原的仁义思想与典章制度。

　　少数民族政权借鉴汉字，不仅是借用书写符号，更是主动接纳汉字承载的儒家价值理念、治国理政思想，把这套思想体系作为政权治理、社会教化的重要依托。民族古文字文献从不同民族的视角，印证了各民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这些出土文献，是阐释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直接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整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古籍文献。在民族古文献考据实践中，您是如何把文献研究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阐释有机结合的？

　　孙伯君：《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为新时代古籍工作指明了方向。结合学科实际，我们明确了新时代民族古文字研究的新使命。第一，扎实开展民族古文字文献本体研究，做好“绝学”传承，完善学科基础理论。第二，将传统汉文考据方法拓展应用于民族古文字研究，把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等纳入“中国古文字”的整体学术框架。第三，深入挖掘文献中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实，还原文明互鉴的真实历史场景，构建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中华历史文化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在撰写学术论著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宏观历史视野，自觉落实文件精神，把文献考据和共同体历史阐释融为一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理解学部委员这一身份？在落实党中央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部署方面，学部委员需要承担哪些责任？

　　孙伯君：当选学部委员，除了荣誉感，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民族古文字研究属于冷门“绝学”，学科规模不大，但事关中华多民族历史文化的阐释，意义重大。未来，我将和团队同仁一道，梳理本学科的定位与研究范式，明确研究路径和方法。打破汉语言文学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之间的学科壁垒，将民族语言文字、民族古代文献纳入传统汉语言文学研究框架。聚焦与中原交往密切的各民族政权留下的文字文献，深耕民族古文字文献本体研究，推进民族文献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还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补充新材料。同时，把人才培养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冷门“绝学”后继有人。作为学部委员，要立足基础研究，服务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大局。

　　构建民族古文字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我国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西夏学、民族古文字研究领域，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内涵是什么？

　　孙伯君：我国民族古文字研究起步较晚，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时代使命。西夏学可以作为典型样本，深入挖掘西夏历史文化，既能丰富对中国通史、中华文明史的认识，也能为其他少数民族古文字研究提供参照。

　　具体而言，有几个重要方向。依托西夏出土文献、河西走廊文物遗存，解析宋元时期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面貌，还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推进西夏文献全面数字化，构建系统的知识谱系；开展西夏文、藏文文献对勘，厘清西夏、元朝时期藏传佛教的传承脉络，论证西夏帝师制度对元代政治制度的影响，为藏传佛教中国化研究提供学理支撑；培养一批兼通文史、掌握古汉语与西夏语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深化西夏文、汉文文献互证，充分发掘西夏文献的学术价值；开展西夏语和现代羌语的对比研究，助力历史语言学发展；推动文字学、音韵学、历史学跨学科联合攻关，最终服务于构建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中华历史文化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早期民族古文字研究深受海外东方学研究范式影响。您和团队在西夏文献整理、番汉对音研究中，开展了哪些本土化学术探索？

　　孙伯君：近代大量碑刻、写本文献流散海外，海外学者率先开展研究，早期国内研究较多受到海外东方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民族古文字研究没有被充分纳入国内文字学、古典文献学的主流研究框架。但我国保存着独特的学术资源，具备建立符合中国多民族历史实际的理论体系基础。

　　例如，傈僳音节文字的字形看似原始，却构成了成熟的音节文字体系，可以为重新审视古文字成熟度的判定标准提供新思路；藏文、契丹文、西夏文、八思巴文都属于人为创制的文字，为重新审视“仓颉造字”传说、探索汉字起源提供了新的比较材料；丰富的番汉对音材料和译自汉文的民族文字译本，弥补了传统音韵典籍的不足，为古音构拟、汉语语音和词汇演变研究提供了实证，也是研究辽金以来近古官话、北京话形成过程的重要材料。只有立足本土独有史料深耕细作，突破外来研究范式的局限，才能建立符合中国多民族历史实际的文字学、古典文献学分析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报》：冷门基础学科研究周期长、见效慢，社会往往难以看到短期产出。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类研究的价值？如何平衡短期成果产出与大型文献整理工程的长期投入？

　　孙伯君：民族古文字研究门槛很高，研究者既要熟练掌握传统考据学方法，也要掌握现代比较语言学方法，熟悉多民族历史背景。当前，学科发展中的短板仍较为突出。国内高校很少设置相关专业，人才梯队存在断层，基础理论缺乏系统梳理，数字化建设起步较晚，尚难充分支撑智能检索与比对。

　　这类基础研究没有捷径，无法速成，不能简单以短期论文数量评判其价值。大型民族文献整理工程需要几代学者接力奋斗。一方面，科研人员要坚守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另一方面，学术界和社会也要给予充分理解与支持，为研究者潜心治学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久久为功，筑牢中华多民族文化研究的学术根基。不能简单用应用学科的考核标准衡量冷门“绝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不断进入古文字研究领域，您和团队在建设番汉对音数据库、开展古文字数字化工作中革新了哪些传统研究范式，又面对哪些方法论挑战？

　　孙伯君：我们从2004年开始开展民族古文字数字化工作，参与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的国际编码工作，承担“中华字库”重大工程相关任务，完成了近三十种民族文字的字库、输入法研发。近些年，我们参与研发基于深度学习的西夏文字识别模型，并与相关团队共同建成全球首个西夏文数智平台，整合相关典籍和研究文献，实现智能检索、文字溯源、残卷补全、机器辅助翻译等功能，为传统的文字释读和文献考据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

　　但新技术也带来了挑战。过去需要反复研读残卷、遍查典籍才能获取的信息，如今借助数据库检索就能快速获得，传统学术评价标准随之面临新的挑战。数字化不能止于将纸质文献扫描为电子图像。我们要推动研究范式创新，完善语料库建设，遵循“四行对译”的释读规范，做好语音、语法标注，构建专业知识图谱，深入挖掘文献蕴含的历史信息，让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学术创新，同时还要保持研究者深度考据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才梯队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根本保障。民族古文字研究长期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您在人才培养方面开展了哪些探索？

　　孙伯君：民族古文字研究涉及文字释读、历史考证、考古实证等方面，必须依靠复合型团队集体攻关。早年西夏学、八思巴文研究取得突破，正是依靠文字、语言、历史研究相结合的人才梯队。当前，一些机构的相关研究进展缓慢，与人才结构单一密切相关。

　　我们主要开展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加强博士研究生培养。自2012年招收博士研究生以来，已经培养了十多名青年学术骨干，多人的学位论文获评优秀博士论文，一人获评国家级拔尖人才。培养过程中，兼顾传统考据训练和史学素养，着力培养文史兼通的复合型人才。二是开设冷门“绝学”后备人才培训班，汇聚国内优秀师资，讲授民族古文字释读、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等相关内容，并结合遗址开展实地教学，吸引青年学子接触冷门“绝学”，持续培养学科后备力量，努力破解人才断层困境。

　　甘坐冷板凳的求索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回望治学起点，西夏文、女真文晦涩艰深，是什么契机引导您选择这条冷门研究道路？求学阶段，哪些师长对您影响深远？

　　孙伯君：我走上女真文、西夏文研究道路，与本科时期萌生的学术兴趣密切相关。1984年，我进入兰州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校内名师云集。张文轩先生讲授音韵学，课堂生动，打破了我对传统语言学枯燥晦涩的刻板印象，让我对语言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临近毕业时，我跟随民俗学家柯杨先生开展田野调查，走进裕固族牧区，实地接触西北少数民族的民俗与语言，学习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这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实践基础。

　　1988年毕业后，我到沈阳大学师范学院任教，讲授古代汉语、汉语音韵学、语言学概论。1990年，我赴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进修，师从聂鸿音先生研习音韵学、番汉对音和章黄学派的考据方法，同时得到王宁、刘乃和、许嘉璐诸位先生的指点，夯实了古典文献学、文字学功底。2000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继续跟随聂鸿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主攻女真语，正式迈入民族古文字研究领域。进入科研岗位后，我的研究范围逐步拓展到契丹文、西夏文，又赴北京大学跟随王洪君先生进修现代语言学理论。章黄学派的考据方法、梵汉对音法，至今仍是我开展研究的根基。

　　《中国社会科学报》：黑水城文献的校勘释读需要逐字推敲，研究者长期面对残缺写卷。在实际研究中，您遇到了哪些困难？

　　孙伯君：西夏文已不再通行，西夏语也没有活的口语传承，这是研究的一大障碍。现存西夏字典很多是用西夏文写成的，理解难度很大。我们主要依靠《番汉合时掌中珠》，通过西夏文与汉文、藏文文献对勘推进释读，很多时候只能逐步摸索。刚进入这个领域时，面对满卷陌生文字，我也曾产生畏难情绪。

　　更大的难题来自文献本身。西夏出土文献类型繁杂，包括世俗文书、佛经、法律文献、文学作品和音韵学资料等，其中的译本文献主要来自汉文和藏文两大体系。大量写卷残损严重，字迹漫漶，很多篇目无法确定名称，一些文献的原始底本已经佚失，可供参考的资料十分有限。每解读一份新材料，都可能需要补充相关学科知识。校勘、释读的过程虽然枯燥，却也磨炼心性，培养攻坚克难的治学韧性。做冷门“绝学”研究，要有足够的耐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站在当选学部委员的新节点，未来您和团队计划重点突破哪些学术问题？

　　孙伯君：我是在老一辈学者的悉心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前辈学人在艰苦条件下，整理刊布流散海外的文献，完成基础释读，奠定了学科基础。我们这一代人的主要任务，就是推进民族古文字文献与汉文文献的深度互证，深入挖掘文献的学术价值，构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做好人才培养，推进学科数字化建设。

　　下一步，我们将以西夏学为重要样本，致力于打造“中国民族古文字学派”，传承严谨扎实的治学传统，进一步巩固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努力让冷门“绝学”服务于大国学建设，更好地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时代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