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这一指示着眼于破解当前制造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旨在推动先进制造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传统发展模式向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范式跃迁。先进制造业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不是简单的技术升级和工艺改进，而是涵盖生产方式、组织形态、价值链条的系统性变革，必须以范式跃升的思维推动先进制造业的“三化”发展，锻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强骨干，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从成本优先迈向智算驱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在规模增长的同时，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在越来越多的细分行业中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但是也必须看到，传统产业升级主要依靠要素成本优势和对世界先进技术的模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扩大生产规模来获取全球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在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国家的背景下，单纯依靠成本优势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国际贸易格局重塑等变化共同表明，我国制造业必须加快寻找新的竞争优势。

　　先进制造业的智能化不是在传统升级路径上进一步压低成本，而是在数字化、网络化基础上实现制造系统的深度重构，以数据要素驱动生产组织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构建一种以算力、算法、数据为核心变量的制造业新范式。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不仅取决于成本比较中的相对优势，更取决于数智制造能力上的绝对优势。从这个角度看，智能化不仅是对我国制造业发展范式的全新塑造，更是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所在。为实现先进制造在全球范围率先完成智能化转型，就不能停留在简单的设备更新层面，而要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重塑产业的技术基础、组织形态和运行逻辑。当前，我国先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已越过“有没有”的普及起步阶段，进入“深不深、好不好”的攻坚阶段，工业数据质量参差不齐、行业大模型泛化能力不足、中小企业“转不起”等问题仍然突出。这意味着，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的范式跃迁不仅需要技术突破，还需要制度创新——数据要素的流通和应用、算力基础设施的普惠供给、行业模型的共建共享等。我国先进制造业如果能够在智能化变革的技术应用与制度建设上走在世界前列，就能够率先定义智能经济时代制造业的运行规则和竞争标准，从而在全球产业版图中占据主导地位。

　　从减排迈向提升绿色生产力

　　在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实现增长的传统路径下，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被视为经济增长难以避免的代价，降低能耗和减少排放通常是发展的“约束条件”，被视为一种被迫承担的成本。在这一逻辑下，绿色化与制造业竞争力之间是负相关关系：环保投入越多、成本越高、利润越薄。欧美老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后期，通过将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业部门和环节迁移到其他国家，实现了本国环境的改善，但这并没有解决全球工业化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中国正是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局限性与不可持续性，才作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

　　绿色化正在改变这种被迫减排的思维。制造业作为物质生产部门，自然资源消耗与排放强度相对较高，其绿色转型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决定全社会减排成效。中国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老路，也不走将污染产业向外转移的捷径，而是将绿色化内嵌于制造业升级的过程中，以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制造体系构建，推动减排与增长的相互促进，先进制造业正是实现两者从对立到和谐的关键载体。当减排从生产活动的末端治理行为，转向贯穿源头设计、工艺优化与材料替代的范式变化，它就不再是成本增项，而是价值创造的新源泉。一方面，绿色化的生产力效应已经开始在宏观层面显现，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已提升至22%，钢铁、水泥熟料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总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一批标杆性“零碳工厂”和省级零碳园区加速推进，推动零碳制造从示范走向规模化落地。另一方面，绿色产业已经成为最具增长活力的先进制造业部门，并正在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新高地。这意味着，绿色转型催生了一个足以支撑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支柱性产业，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国电建等中国企业不是在发达国家制定的绿色规则下被动合规，而是在自己定义的技术路线上引领全球市场增长。

　　从产业链延伸迈向价值共创

　　传统工业化路径和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下，工业化后期会出现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速而制造业萎缩的情况。然而，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功能决定了，我国不能以牺牲制造业发展为代价来发展服务业，而必须通过融合化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同共进。近年来，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在不同行业出现诸多成熟模式，两业融合取得了阶段性成绩。然而，目前在制造业与服务业、制造业不同门类、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仍然以上下游产品、产品订单或服务交付为纽带，两业融合尚未完全打破传统的价值创造和分配模式。

　　深度融合要打破的不仅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分工边界，还包括产业之间共同价值创造的壁垒，让制造能力和服务能力在同一个价值体系中实现重组与协同，从而创造出单个环节无法产生的价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正是这一重组过程的核心载体，要率先实现两者产业链、价值链从线性交付转向共生共创，才能打开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通道，并为其他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提供可复制的范式。一方面，先进制造业牵引现代服务业的提质增效。先进制造业为现代服务业提供需求牵引，其规模扩大、分工细化与技术复杂化持续创造对高端服务的旺盛需求。同时，先进制造业为现代服务业提供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现代服务业技术多发端或验证于制造业，其生产的海量数据也将成为服务业创新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现代服务业能够提高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现代服务业通过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金融服务、检验检测和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深度嵌入制造业各环节，显著降低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和资源错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现代服务业还能激发先进制造业创新，推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提升品牌管理、系统集成、整体解决方案和全生命周期服务等高阶服务能力，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支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