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字技术、绿色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向制造环节渗透，改变了当代制造活动的技术基础和成本结构。先进制造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一种产业形态，它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演进方向，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它包含三层意思：从技术层面看，先进制造业是新兴技术深度嵌入制造环节的产物，创新在其中承担的是发动机的角色，研发投入强度和技术迭代速度都显著高于传统制造业；从产业组织层面看，先进制造业依赖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效率，链主企业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之间的融通程度直接决定了整个产业体系的响应能力和实际效率；从发展目标层面看，先进制造业追求的是效率与安全的统一，既要在全球分工中占据有利位置，又要保证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

　　“十五五”时期发展先进制造业的

　　方向路径与重点任务

　　发展先进制造业路径的选择，取决于技术变革的方向和产业演进的基本逻辑。智能化是主线。数字技术与制造过程的结合，正在改变生产的组织方式。工业互联网把分散的设备、工序、订单连接起来，使柔性生产和小批量定制在经济上变得可行。人工智能则把排产、质检、工艺优化等环节一体化连接起来系统解决，使企业的决策从依赖经验判断转向数据计算。绿色化是约束条件，也是新的增长空间。碳排放约束在收紧，“双碳”目标推动的节能技术、循环工艺、清洁能源替代本身就在催生新的产业赛道，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等领域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个转型过程创造的需求。融合化则指向产业边界的变化。制造与服务之间的界限模糊，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检验检测、设备运维这些生产性服务环节，越来越深地嵌入制造过程，成为制造业增加值的重要来源。我国制造业“重硬偏软”的特征明显，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能力偏弱，这个短板制约着制造环节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发展先进制造业重点任务有三项。第一项是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本身。这需要分类施策。“存量优化、增量培育、变量突破”是基本的思路框架，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改造和数字化升级实现焕新，新兴产业通过规模化发展形成集群优势，未来产业通过前瞻性布局抢占技术和标准的制高点。三条路径的推进节奏取决于技术成熟度，新兴技术处在导入期需要的是耐心资本和应用场景开放，成熟技术处在扩散期需要的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要素的自由流动。第二项是产业链的自主安全可控。部分国家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限制措施从单点封锁扩展到全链条围堵，使我国产业链的断链风险上升。补短板的重心要往上游走，往基础环节走，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软件、基础技术这五个领域是长期投入不足的环节。安全与效率在这里需要统筹，产业安全韧性的标准是动态变化的，不同技术领域的风险等级不同，防范措施也应当分层分类、松紧有度。第三项是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体系的价值在于协同。先进制造业向前带动研发设计和技术服务，向后拉动现代物流和供应链金融，横向关联能源、材料、信息等基础设施。一个环节的短板可能拖累整个体系的效率。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意味着资源要向制造业的关键领域集中，防止资金过度流向虚拟经济环节。这既需要产业政策的引导，也需要金融体系的支持方式作出调整，让长期资本愿意进入技术攻关周期长、回报见效慢的领域。

　　党对先进制造业发展规律的

　　新认识是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根本遵循

　　把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结合起来。创新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引擎，基础研究是引擎的底座。这两类政策不能分离，必须统筹衔接、协同发力。科技政策的重心在于把资金投向最基础的环节，投向那些短期内看不到市场回报但能决定长期技术能力的方向。产业政策的作用在于把研究成果推向应用，把实验室里的技术变成生产线上可以复制的工艺。两类政策的结合点在于成果转化环节，需要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让企业在研发立项阶段就参与进来，让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方向从学科逻辑转向问题导向逻辑。同时，要发展技术转移机构、中试验证平台、概念验证中心这类中间组织，为成果转化提供专业的服务支撑。创新为引擎、基础研究作支撑、核心技术集中攻关、科技成果转化顺畅，这四个方面只有连成一体，先进制造业的技术基础才算稳固。

　　把新型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具体化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新型工业化是一个战略性、总体性的目标任务。发展先进制造业，要把这个总体目标具体化为可操作、可考核的产业任务。具体化的第一层是新兴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一个新技术从技术突破到形成产业，需要经历应用场景开放、标准体系建立、供应链配套完善的过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重点在于缩短这个过程。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应用场景的开放、首台（套）装备的采购支持、产业标准的前瞻制定，这些都是单个企业无法独立完成的。具体化的第二层是未来产业的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的技术路线尚不确定，商业模式尚未成型，投资的风险很高。适合的政策工具是耐心资本的培育、基础研究平台的搭建以及人才引进和培养的长期投入。这类布局的回报周期在十年以上，需要建立与长周期相匹配的评价机制和容错机制。具体化的第三层是传统产业的焕新升级。传统产业占我国制造业的比重在七成以上，容纳了大量中小微企业并吸纳了大量就业。传统产业现代化的主要路径是技术改造和数字化转型，重点在于降低中小企业的转型成本。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是转型能力不足和转型成本过高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在于培育专业化的服务商、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提供普惠性的数字化工具。

　　中国发展先进制造业需要适应新的趋势、采取新的举措。其中，纵深开展“AI+制造”行动是一条重要路径。推进这项行动的关键在于数据基础的建设，制造过程中的工艺数据、设备数据、质量数据需要被系统地采集和治理，形成可训练、可复用的数据集。数据基础薄弱，人工智能的应用就只能停留在表面。推动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化发展是另一条路径。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过程，伴随着服务要素投入比重的上升。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工业软件、设备运维这些环节，决定了制造业的价值获取能力。我国制造业的短板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和国际化水平不高，需要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引进国际优质服务资源、培育本土专业服务机构来补齐这块短板。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产业空间布局层面的举措。因地制宜的含义在于立足本地的要素禀赋、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来确定发展方向，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