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壮举，长征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薄复礼、埃德加·斯诺、李德、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等一批外国人以不同的身份参与了中国长征的书写，建构了一幅多元的长征历史图景。他们中有的是长征的亲历者，例如《神灵之手》的作者薄复礼；还有的是长征的采访者和寻访者，大多具有记者身份，例如《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国这一伟大的军事行动，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正名，呈现了不同身份、视野和文化之下别样的长征历史。

　　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是薄复礼的《神灵之手》（1936），而真正使长征进入世界公共视野的则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该书由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出版公司于1937年出版，中文版将其译为《西行漫记》，由上海复社于1938年出版。和薄复礼不同，埃德加·斯诺在1928年就来到中国，还曾参与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但没有参加过长征。在中国期间，他认识了宋庆龄，在宋庆龄的介绍下认识了鲁迅和一些年轻的左翼作家，并编译出版了一本中国左翼作家的小说集《活的中国》（living China），该小说集收录了鲁迅、茅盾、丁玲、柔石等人的作品。在萧乾看来，《活的中国》是《红星照耀中国》的前奏，因为编译《活的中国》“使斯诺大开眼界，他从中国事态的表层进而接触到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使他在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上，来了个飞跃”。（萧乾：《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记〈活的中国〉》）当埃德加·斯诺以记者身份在1936年到达陕北时，周恩来亲自迎接并为他拟定了为期92天的考察苏区的日程表。斯诺一方面对政治、军事和众多人物进行直接观察，另一方面深入采访了中共领导人和红军高级将领，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十几次的彻夜长谈。这几个月的经历彻底改变了埃德加·斯诺对陕北、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更像一位严谨的历史研究者，他1972年向周恩来提出了写作长征的计划，1983年8月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可以说是合作的产物，中国各级政府、机构、学者给予他大量的帮助，数百次对亲历者的采访、一手的文件和档案资料，加上重走长征路线约1.2万公里获得的经验使他的写作在资料来源等方面具有相当坚实的基础。他以实证主义精神，用大量的注释、考据写成此书，于1984年出版。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了解、对长征的兴趣源于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及在二战时同斯诺在苏联做战地记者时的交往。但他不是简单重复埃德加·斯诺，而是把“重走”变成一种写作方法，以更丰富的呈现完成了埃德加·斯诺希望的长征的“全部史诗”。 

　　外国人笔下的长征书写解释了红军长征胜利以及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力图把长征和中国革命的真相告诉全世界。在日常接触中，薄复礼看到的是一支特殊的人民军队，他感慨红军不畏艰苦、不知疲倦，有着惊人的顽强的斗志和毅力，看到红军设置“列宁室”，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与革命纲领，进行思想武装，惊叹于他们对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埃德加·斯诺的叙述真实、客观，大量使用口述材料，尤其是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极为细致，发挥了他作为新闻记者的叙事能力，对历史场景的描摹有身临其境之感，并且运用了多种文学手法，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在他的笔下，长征是一次无与伦比的远征，是人类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在他看来，与长征对比，“汉尼拔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红星照耀中国》以丰富生动的叙事讲述红色中国的革命力量，影响了一代青年人的信仰和人生选择，埃德加·斯诺在20世纪40年代说，“战争开始后无论我去哪，都有青年人在胳膊下夹着一本《西行漫记》，问我怎样才能到延安的学校去”。很多青年在阅读了此书后大受鼓舞，改变了信仰。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就曾回忆，上海沦陷后他时常处于痛苦和迷茫之中，而斯诺的这本书就像黑暗中的火把，引导他奔向延安。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写作把实地考察、访问和文献资料三者结合，从“奇迹”本身推进到“追问奇迹如何发生”。一方面他的书中有大量对历史细节的探寻，另一方面在整体上高度肯定了长征这一人类的壮丽史诗。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中文版开篇写道：“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这里的“影响”不是说长征本身已经完成了此后的全部历史，而是说它保存并塑造了一支后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力量。他把长征的终点写成新的起点，把它与此后几十年的中国巨变连接起来：“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展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十一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和中国关于长征的作品不同，外国人的长征书写在政治上、历史上、文化上和中国存在一定的隔膜，部分作品存在史实上的错误，有些结论也并不可靠，但这些写作者有着别样的观察视野。比如，埃德加·斯诺中立、客观的立场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因此获得很高的评价，被认为是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薄复礼对中央红军的高度赞美，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自身的政治观念和文化信仰，尤其是他的宗教立场和传教士的身份。因为宗教信仰等原因，他对红军在长征途中的阶级斗争、群众路线并不能完全理解。然而，这并不妨碍其观察的客观性。在薄复礼的描述下，红军是一支信念坚定、纪律严明、善于学习、有光明未来的革命军队，并由此预言了中国红军和革命的必然胜利。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