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晤对于中国和美国双方而言，是一次充满友谊、力量与成功的会晤……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未来也将取得更多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高度评价中美元首会晤。长期关注中美关系的美国学术界也对这次中美领导人会晤给予高度评价，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S.T.Lee讲席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认为，元首外交将在塑造两国关系方面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近日，本报特约记者围绕中美如何重新定义双边关系、未来中美关系是否会影响全球治理等问题对米特进行了专访。米特著有多部学术著作，其中包括《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他的最新著作是《中国的“正义之战”：二战如何塑造新民族主义》。米特还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中国与世界：挑战、竞争与合作”课程，从历史的视角解释中国当代政策以及决策。

　　会晤取得积极成果

　　拉纳·米特：这不仅体现出双方对高层互动的高度重视，也说明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美关系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重要性。频繁的领导人会晤本身并不意味着双方分歧能够迅速消除，但它至少为双方管控分歧、增进相互理解以及寻找合作空间提供了持续而直接的沟通渠道。尤其双方在贸易、科技、安全以及地区事务等诸多领域仍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保持高层沟通，有助于避免误判和误解进一步扩大。 

　　诚然，国事访问主要聚焦于中美两国关系，议题和互动形式也更多体现双边关系的特点。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高度依存的多边世界，中美虽然是两个重要的大国，但并不是唯一能够塑造国际议程的国家。除中美之外，还有许多国家拥有自身的利益、立场和发言权，并通过多边机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事务。因此，中美领导人的会晤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两国之间的互动，而应放在更广泛的国际体系和多边合作框架中加以观察。 

　　从这一角度来看，即将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G20领导人峰会不仅将为中美领导人提供再次接触的机会，也将为双方在更广泛的国际议题上进行协调创造平台。中美关系也将从单纯的双边竞争与合作，进一步延伸到全球经济治理、国际合作以及共同应对跨国性挑战的层面。 

　　当然，这两场多边会议恰好分别在美国和中国举行，这一安排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东道国不仅承担组织会议的责任，也拥有塑造议程、推动对话和营造合作氛围的机会。因此，两国元首在不同场合相继会面，意味着双方将拥有较为充分的时间和空间继续深化彼此之间的对话。更重要的是，这种连续性的高层互动有助于建立一种较为稳定的沟通节奏，使双方能够在会晤之后继续讨论尚未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让重要议题停留在一次性接触的层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会后两国发表的通报来看，双方对此次中美元首会晤都给予高度评价。您对此有何评价？ 

　　拉纳·米特：双方均从此次会晤中取得了积极成果。特朗普总统尤其重视为习近平主席呈现一个充分体现相互尊重的接待方式。他同时也强调，美国的实力仍然是塑造全球社会与国际秩序的关键因素。 

　　中美双方都意识到，两国之间存在高度的相互依存关系；如果缺乏某些共同的基本认知与共识，维持一个稳定的全球秩序将十分困难。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而言，高层领导人能够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直接交流，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成果。尤其在双方仍存在诸多分歧的情况下，建立互信、增强信心以及确认继续保持沟通的意愿，能够为今后的具体谈判和合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换言之，此次会晤更重要的成果可能并非解决了哪些具体问题，而是进一步确认了双方仍然有必要维持一种可控、稳定的关系。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更多体现在为未来的双边互动和多边合作奠定基础上。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对于中美这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而言，避免关系失控本身就是维护全球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此次会晤在建立互信、增进信心以及维持全球秩序稳定预期方面，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来，中美两国是否会在贸易、经济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展现出更多合作意愿？ 

　　拉纳·米特：这将是一项长期目标，其影响将延续至下一届美国政府乃至更长时期。可以明确的是，美国将继续降低其对华贸易逆差，而美国农产品对华出口规模也将被视为衡量双边关系是否取得进展的重要指标。至于人工智能领域，目前双方仍处于“就开展对话进行对话”的阶段，还未形成具体、明确的政策方案。不过，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上，中美两国的私营部门将发挥重要作用。人工智能领域的大量创新并非发生在政府内部，而是主要由中美两国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推动。因此，企业界可能在未来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相比于传统外交政治，特朗普总统更加重视“交易”（deals），强调通过具体、可衡量的成果来体现外交政策的成效。您认为，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以及更广泛的中美关系来看，特朗普总统是否实现了他所追求的这些“交易”？如果从贸易、经济合作以及更广泛的战略关系等不同层面来看，您如何评价这些“交易”的实际成果？更重要的是，这些交易仅是暂时性的利益交换，还是有可能进一步转化为更加稳定、长期的合作机制？

　　拉纳·米特：特朗普总统似乎有一个总体目标，即稳定中美关系，并认为商业交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方式。与此同时，他偏好以关税为基础的政策，也表明他仍然高度关注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问题，并希望阻止这一趋势继续发展。因此，尽管特朗普寻求中美关系的稳定，但他不太可能放弃以贸易政策为重要工具的经济战略。在国内产业政策领域，他仍将坚持“美国优先”的原则。换言之，美国将继续把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结果紧密联系起来。

　　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拉纳·米特：中美双方都寻求稳定，这是积极的一面。然而，现实中可能影响稳定的因素非常复杂，包括经济冲击、气候变化等。换言之，如果仅仅将稳定理解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已经不足以解释当今的国际关系。跨国性因素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此外，我们还需要更加关注“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角色的变化。这些国家正在明确表达自身诉求，希望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而不再满足于由少数大国单方面决定行动方向。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未来将更多听到加拿大、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声音。这些国家都希望在全球政策和国际秩序的塑造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主席在欢迎仪式的致辞中表示，“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您认为中美应如何避免这样的“历史宿命”？ 

　　拉纳·米特：“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由我的同事、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他在其著作《注定一战》中指出，主导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爆发冲突确实存在风险，但这并非不可避免。艾利森所强调的并不是战争的必然性，而是这种结构性转型所产生的特殊风险。换言之，“修昔底德陷阱”更应被理解为一种需要主动避免的危险，而不是一种注定发生的历史规律。避免这一陷阱所带来的冲突应成为所有大国的关键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长期来看，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将如何调整和转向？

　　拉纳·米特：从长期来看，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一个重要体现，很可能是中美竞争的重点越来越集中在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中美都是全球主要参与者。技术路径依赖以及与这些技术路径相伴随的贸易和监管制度，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增进两国民众间的相互了解

　　拉纳·米特：美国年轻人可能受到TikTok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影响，对中国的评价更积极。此外，近年来网络上还出现了所谓的“Chinamaxxing”等趋势，即与中国相关的一些生活方式，例如饮用温水等，逐渐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现象。 

　　然而，其中一个问题在于，自疫情以来，中国年轻人与美国年轻人之间互动的机会有所减少。他们对中国的了解通常并不十分深入。因此，中美双方要进一步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增进两国年轻一代之间的相互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新闻中看到，两国元首以及他们的夫人相处亲切、融洽，从外交角度而言，这种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对于双边关系究竟有多重要？ 

　　拉纳·米特：历史学家往往会强调个人因素在塑造重大历史时刻中的重要性。例如，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当然，这次会晤背后存在更深层次的国际结构性力量，但两位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次会晤不会立即改变世界。但是，中美两国拥有能够相互尊重对方优势的领导人，这一事实有可能推动形成一种新型的“个人外交”，并有可能在塑造两国关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特约记者  冯黛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