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大模型技术迭代升级，作为人工智能高级形态与具象化实体的智能体快速落地各种政务场景。区别于传统被动式信息化工具，智能体具备自主感知、逻辑推理、跨域协同、闭环执行能力，已从行政辅助手段演变为数字治理体系中独立参与交互的新型行动主体，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常规性事务工作，彻底打破了公共管理长期以来以人类为唯一治理主体的基本假设，对学科基础理论、政府组织行为、公民体验过程及研究方法与技术等方面形成全方位重塑。在人工智能（AI）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智能体应用的普及不仅深化了公共管理研究的存量议题，更催生出大量新的研究方向。本文基于行为公共管理视角对此进行梳理，分析智能体的关键行为特征，讨论智能体兴起对公共管理重点领域研究议题的影响。

　　增加行为主体 重塑理论框架

　　行为公共管理是公共管理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采用科学方法对公共管理现象与心理过程的共有部分进行研究。其中，“共有部分”是指将“行为”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为代表的行为科学视角出发，研究公共管理情境中与行为相关的问题。所谓“公共管理情境”的核心是指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这是公共治理得以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础。行为公共管理的研究内容聚焦政府行为过程与公民体验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其理论框架可以概括为“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双轮模型，已在诸多公共管理相关议题的分析中得到运用。过去，政府与公民是政民互动的唯二主体；如今，智能体的出现，可能会颠覆这一传统互动关系。就规范意义而言，公共管理的互动主体要能够进行判断和行动；从判断角度来看，智能体已经可以在程序设定范围内自主判断和决策，完成常态化事务性的公共管理工作，这也是AI擅长的领域：事项频率高、规则相对清楚、民众或企业感受直接，较容易看到应用效果；从行动角度看，智能体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工具层次，具备了脱离人工控制的自主行动能力。诚然，智能体的自主行动都是围绕公共目标来开展的。因此，在传统政府迈向数智政府的进程中，智能体拥有了成为公共管理新主体的资质。政民互动的内涵需要扩充为“政府+智能体—公民”的新局面：增加了智能体与公民的互动，以及政府（人员）与智能体的共融。行为公共管理的双轮模型也应更新成“三齿轮模型”。

　　开启民智互动 重塑公民体验

　　公共管理情境下公民与智能体互动的核心议题在于：当民众面对的是政务智能体而非工作人员时，其认知与情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一方面，有学者指出，使用AI技术进行决策可以防止官僚个人因素影响决策过程，通过算法设置可以使决策始终如一且具有可预期性。如果一线在岗的是AI公务员，是否会因此减少自由裁量的空间？民众能否更加平静地接受智能体的决策结果并提高行为遵从度？当公民面对AI公务员作出的决策时，其信任的生成、维持与瓦解，是否与面对人类公务员时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作为决策主体，就意味着要承担决策责任。智能体的责任困境尤为典型，因为智能体在主体性上的典型缺陷表现为缺乏自我意识，没有反思性，尚不具备人类的情感理解力。“心智感知理论”认为，心智感知主要包括“能动性”和“体验性”两种心理能力：前者涉及意图和行动能力，后者涉及感觉和情感能力。现阶段，智能体被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动性，但相对缺乏体验性。基于上述特点，一旦智能体出现决策失误或公共服务失败，民众对其的归责/问责机制，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绪反应，最终导致的后果同样值得探索。此外，除了进行各层级的公共决策，政府的另一大中心职能是提供各类别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如果由传统的以政府为主转变为“政府+智能体”，甚至在某些环节由智能体主导，可能会给公民的合作生产或价值共创行为带来非预期的变化。

　　追求人机共融 重塑政府行为

　　2025年，伴随国产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深度求索”（DeepSeek）的问世，全国多地掀起政务服务智能化升级热潮，标志着政府从数字化向智能化转型。AI在公共部门中的应用迅速铺开，公务员与智能体的合作关系从一开始的“人机协同”逐渐走向“人机共融”。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对待智能体的态度与行动构成人机共融能否真正实现的微观基础。公务员的STARA意识及其对公共部门组织行为的作用成为这一领域的关键议题。所谓STARA，是智能技术（smart technology）、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机器人（robotics）及算法（algorithms）的简称。STARA意识包含阻碍性与挑战性两个维度：阻碍性评估将STARA视为威胁；挑战性评估将STARA视为机遇。与企业和非公共部门的员工相比，公务员群体的STARA意识呈现不一样的特征，决定公务员STARA意识的宏观制度因素、中观组织因素与微观个体因素亟待分析。从结果上看，阻碍性评估主导的STARA意识，可能会带来AI焦虑、工作不安全感、行政负担、避责行为、离职倾向等消极后果；挑战性评估主导的STARA意识，可能会带来工作投入、担当作为、创新行为、主动变革行为、组织公民行为等积极后果。从过程上看，当STARA意识对应单一或多个结果变量时，可能存在双刃剑效应或双路径机制；对比人机协同阶段和人机共融阶段，公务员的工作行为模型亦有所差异。当智能体出错时，其对人机协同和人机共融的影响也值得重视。

　　实现方法革新 重塑研究范式

　　行为公共管理研究以实验法为特色，近十年来，实验法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流行，与行为公共管理的直接推动密切相关，有力促进了公共管理的科学性与规范性。然而，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以调查实验为主，尤其是情景实验；内部效度更高的实验室实验与外部效度更高的田野实验数量较少，尚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实验法重在情境设计与实验控制，GenAI在实验中的运用要更好地落实“既要设计好，又要控制严”的标准。一方面，GenAI通过各类大语言模型可以对公共管理实验材料涉及的文字与图片情境、音视频情境、增强现实与虚拟现实情境进行全面再造，提升被试的真实感，保障研究的外部效度；另一方面，借助GenAI，研究者只需要输入对应的提示词，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生成符合要求的实验素材，且能保证仅在自变量不同的水平维度上有所区别，其他则保持完全一致，保障研究的内部效度。此外，硅基样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合理使用问题也备受关注，是近期学界争论的热点议题。硅基样本是指使用大语言模型生成的虚拟受访者模拟真实人类在社会调查或行为实验中的态度和行为；在理想化条件下，研究者可以通过将人类受访者的特征提供给大语言模型，精准构造目标被试，从而替代真人样本。与有人参与的实验相比，硅基样本在抽样规模与速度方面的长处是显而易见的。但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因此对于硅基样本的使用应持审慎态度。在预实验或复制实验中，硅基样本有其应用价值，但正式研究还是应确保实验以真人样本为主。最后，无论是实验材料的设计，还是硅基样本的采用，相比于传统做法，GenAI均具有成本优势，这一点也极具吸引力。

　　智能体的兴起对公共管理学科形成的冲击还在持续发酵中，对于行为公共管理的重塑也不止于理论模型的系统升级、公民体验的内容拓展、政府行为的机制重构与研究方法的迭代革新四个方面。从学科底层逻辑来看，AI时代公共管理彻底突破了人与人、人与组织的关系研究，构建起“人—智能体—组织”三元互动的新型分析框架，推动公共管理学界完成从“靠近AI”向“走进AI”的立场转换。未来，行为公共管理研究需立足中国治理的现实场域，始终致力于解释公共管理情境中的行为问题，不仅要将AI作为研究手段来整合经典方法与前沿技术，更要将智能体视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其对公共管理行为的影响，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应有贡献，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实践指引。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行为治理视角下基层公务员底线心态的三重逻辑及其双刃剑效应”（7247423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