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通过商品的社会“物质变换”运动，揭示了颠倒的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之换位、颠倒的原因和根据，体现了辩证法的真知灼见。但其原因和根据绝不是抽象的自我意识，而是在对立逻辑中找到物化世界的裂隙和真正的原因与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逻辑学开端处有、无、变的批判继续向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成熟时期，即《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推进为商品的物质变换的质、量、度逻辑，把异化劳动深化为对象化劳动、物化劳动。

　　质：外在关系中的规定即否定

　　事物的质的规定，也就是质的否定。质的否定，是外部对立中的质的扬弃。质必须与他物进行比较、区分，明确最小的差异，才能具有规定性。形式逻辑的种和最小的属差，在最小的差异中找到最本质的区别，使某物与他物在具体内容上相互区别开来，形成内容的、形态的对立。但如果不加反思地以形式逻辑规定质，就会带来“坏的无限性”。质是最初规定性，同时也是否定性，是第一个否定之否定。在外部形态变化构成的对立关系中，同时具有质的规定性和否定性的“有”，才能是“定在”或“实有”。马克思认为，关于商品的质的规定是使用价值，商品的质的否定，是外部对立中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消亡。劳动和劳动产品的质的形态千差万别，产品具有各种具体性、特殊性或独特性的使用价值，每一个劳动过程本应是独一无二的关于“质”的创造性劳动。马克思没有否认黑格尔对质的规定，而是进一步把质的规定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引入商品的特殊的质的规定中。劳动及其产生的劳动产品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同时也使这个劳动产品与那个劳动产品区别开来。如果劳动产品进入交换和流通过程，就变成商品。在最初的简单流通中，等价交换使个别性的商品A与商品B的使用价值形成外部对立，但又同时必须发生自己与自己相排斥的颠倒运动，形成个别性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内在对立，才能使交换等号达成。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的“质”，在进行再生产的货币流通中，成为易逝性的东西，它不能被商品所有者保管。商品所有者必须通过一种商品转化形式上的“收回”，以商品的另一种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来持存、保存商品，商品也就过渡为货币，商品的“特殊自然财富”也就转化为“一般社会财富”。商品中最为特殊的就是“劳动力商品”，它是进行再生产的前提、中介，由此建立的对象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性劳动的原因、根据。马克思在充分运用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同时，得出与黑格尔几乎相反的结论。从有、无、变的运动中走出来的最初的规定的质，在交换中并不以简单流通的方式存在，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了谜一般的性质，产生了“幽灵般的对象性”。

　　量：回到一再计数

　　质无论怎样追溯或推演，都是坏的无限性，最终都要归结为量，才能走向真的无限性。量，是由质的自我收回运动产生的，是质的真理。量也不是形式逻辑或自然科学的普通计数、简单叠加。依靠事物之间的外部叠加只是无用的坏的无限性，只有以事物自身为计数单位，把自我视为这个量，才能把毫无起伏的计数变成具有飞跃性的“质量互变”。因此，以自我为单位的量，是多样的、特殊的、与他物相区别的诸多的质的归宿，是真无限的规定性环节。马克思的量，是作为商品量的价值。这个量的特殊规定性在于，它必须在商品的内在对立中，以时间作为量的尺度。时间是西方思想界古往今来最重要的范畴之一，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形者“阿派朗”，万物在运动着的时间不公正中被惩罚并相互补偿；黑格尔在其中酝酿了“理性的狡计”，精神外化为时间才能是历史；海德格尔发掘了聚集之“用”。但马克思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跨越商品的冥河摆渡者。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过是资本，喝过忘川之水的精神，不过是资本预先丧失自己的价值，又不断通过自我收回、死后复活，实现自己的价值增长。黑格尔超感官的颠倒的世界中的颠倒，无非是商品自我排斥后，在内在对立中的、可精确计算量的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颠倒，是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有形态的商品摆渡者的功能表达。货币是交换价值这个摆渡者的外在表现，也是桥梁、船只、中介，承载着汪洋大海般商品的形态变化和形式变换，在其中自我诞生了超越形式变换的神力。福特制、泰勒制的流水线，把时间磨平为同质性时间面，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坏无限的异质性转变为同质性的秘密。量依然要收回自我，过程依然是时间性，但结果依然是坏的无限性，方式是主体的自我裂变、异化、物化。由于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中的“对象性”换位、颠倒作用，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在对象性的形式变换中被交换价值替换，那个在黑格尔辩证逻辑中神人同形的主体，不过是社会生产机器的零配件。黑格尔认为精神对象化为时间就是历史；马克思认为物质变换或劳动对象化为时间就是价值。价值形式的内在对立和内在变换、颠倒，体现了物质变换的秘密与精髓，这就是作为人类抽象劳动的价值的自我对立。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这就是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同一，劳动时间与抽象的对象化劳动时间的对立、同一，进而发掘剩余劳动时间，揭示资本权力的密码。

　　度：新事物的诞生

　　量是质的真理，度是量的真理。量在收回自我的过程中，不仅具有丰富的肉身载体，而且创造新的肉身载体完成更多的量。“质”的规定性不能产生新事物，只是旧事物的自我循环，只有在“量”的规定性上，才能使量增长，由此产生新事物，在度的临界点上实现飞跃。这个过程并不能在当下即刻被认知或被承认，而是在反思中，从直接性到间接性的认识层次中才能被把握。度是从对事物的表象式把握向概念式把握过渡的关键一环。这一事后寻索的反思性，被黑格尔戏谑为“理性的狡计”。马克思的度作为货币的真理，就是资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有、无、变逻辑环节，进展为《资本论》的质、量、度的逻辑环节，关键是如何在量的飞跃中实现事物的质变，继而才能在新事物的自我设定中，使劳动的每一次量变都是质变。黑格尔通过量的收回到自我的运动，走向量的增长度的飞跃；马克思为商品在自我收回运动中，走向货币的增长和度的飞跃。黑格尔的理性的自我反思和提升，体现为劳动的生产率的自我反思和提升。黑格尔的度作为量的真理，体现在形态和环节的对象性形式变换中，马克思通过对象性形态和环节的形式变换，把货币之量作为商品之质的真理，把资本之自由意志作为货币之量的真理。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被马克思转变为现实的狡计以及物质变换的裂缝。资本才是物化世界或颠倒的世界中真正的社会主体，神人同形的主体不过是物人同形的主体。在纯粹形式下的“质量互变”，其实质的每一次量变都是质变。马克思从矛盾的现实性中深掘出“交互关系”的权力宝藏，把现实性的交互关系上升到商品世界的“交换关系”“社会关系”“权力关系”。马克思从商品的质、量、度环节中，建立起使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相对立、同一的拜物教社会，由此发掘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

　　（作者系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