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一经诞生便迅速融入并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们的工作模式、交通出行、政务服务、商业融资、医疗保健和娱乐活动等都带有数字化的印记，甚至可以说，离开数字化设备，现代人的生存可能会“举步维艰”。人们在享受数字化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正在遭受数字化的侵蚀而陷入异化的境地。

　　技术的“座架”与人的“数据化”生存

　　随着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和数字技术的日臻成熟，人们所存身的世界正朝着信息化、全球化、虚拟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实现了与社会肌体的深度嵌合，社会的存续与发展都和这些数字技术密切相关。在这一大背景下，人类自身也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见的生存范式转型——从“自然式”生存转变为“数据化”生存。数据化生存就是依托于数字技术而将人类的活动及其存在转化为可计算、能支配、易预测的数据，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就围绕这些数据而排布相关活动。新技术确实引发了社会的巨变，推进了人类文明的更新。比如，智能导航系统为人们出行等提供了十分便捷的服务。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技术在为人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正在侵蚀人类的存在。身处数字化的世界中，人们正充分感受着数字技术的“双刃剑”效应。

　　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理论为我们认识数字化生存问题提供了思路。现代数字技术与其他古老技法无异，都不过是人类在感性对象性活动中凝练出来的产物。它们既是人类智力和体力的表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尺。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在与人类生产生活的深度互动中也会反客为主——它逐渐成为“摆置”人类的系统性、强制性框架。数字化生存方式与数字化生产方式是相适应的，后者决定前者的存在与发展状况。数据化生存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技术现象，而是数字技术、资本逻辑与工具理性等合谋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数据化生存简要地视为技术、资本和理性三者联合对人类生存方式的系统性重塑，它将生命简化为一系列可量化的数据指标，将人类生命的意义简化为这些量化指标的增减，人类也从有血有肉的“存在者”降格为各具特色的“信息或数据”。

　　数字化生存的异化悖论及其逻辑

　　经由资本和工具理性“座架”的数字技术，必然会对人类的生存境况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全面审视人类数字化生存的现实境况，不难发现，马克思在1844年便已经论述过的异化现象与问题在当代又开始显形了。一是存在的透明化。数字化不仅使“全景敞视”的成本得以大大降低，还使得“全景监控”的操作手法变得更为便捷。街头巷尾的摄像头、各场所的刷脸或刷码通行、社交账号的身份认证、公司的签到打卡等都使“透明”成为社会准入的一个重要前提，人们的活动都处于各种监控设备的“凝视”之中。个体正在被数字技术塑造为一个个透明性的存在，他们的言行举止都在数字凝视中得以展开，数字技术正在不断侵蚀着人们隐私的边界。不仅如此，通过算法分析个体行为，还可以透视个体偏好和行为选择，使人成为毫无隐私的“透明人”。二是主体的抽象化。在数字化场景中，人不再经由对象完成自我认知，而是由一系列数据来完成自我确证。数字化生存充分发挥了“抽象力”的作用，在彻底抽除个体及其活动的特殊性、历史性的同时，将个体统一认证为数据的虚体。也就是说，经由数字化抽绎过的个体都不再是有着特殊情感偏好、受过不同教育、拥有不同背景、从事不同工作的个体，而是一个个“数据虚体”，他们不过是一串串可供利用的数据的承载者而已。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数据才是万物的尺度。三是剥削的隐蔽化。数字化的生产方式催生了非物质生产活动，传统的工人与流水线生产正在被大量的无人工厂、线上生产所取代。不仅如此，雇佣劳工的工作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工作时间也更加灵活，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这些“美好”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会麻痹工人，使得他们放松对剥削的警惕。其实，数字化生产过程中的监管体系、考核指标、竞争压力等都会使雇工不自觉地陷入更隐蔽的剥削泥潭中。四是认知的程序化。个体本应在现实的生产实践中主动探索、求知，并以此指导实践活动。在数字化生存体验中，人们的活动其实是受制于算法的，数字技术通过对人类行为的监管和算法筛选来完成“猜你喜欢”和“个性化推送”。长此以往，个体便会丧失主动思考和自主探索的能力。在由算法构筑的信息茧房中，个体所得到并掌握的信息都是过滤的产品，多样性的认知会逐渐被同质化的符号和信息消解，人们的行为与活动都在潜移默化中按照算法设定的步骤展开。五是关系的物质化。在数字化全面覆盖的场域，数字技术获得了“幽灵般的对象性”，继而“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当代数字化生存的诸多异化现象也与私有财产所有制相关。更确切地说，数字化生存异化悖论的深层肇因就在于资本逻辑。以“价值增殖”和“生产剩余价值”为目标的资本，要竭力在生产过程中“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这一判定在数字化时代依旧有效，数字技术和资本得以耦合的关键正在于此。从资本逻辑层面看，在数字化生产方式中，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而备受资本重视。资本通过控制资源和技术来低价获取或无偿占有数字劳工的劳动成果，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数据成为资本掠夺的重点对象，人的活动都被转化为一系列有用且能被占有的数据。从技术手段层面而言，算法与技术都为资本所统摄，它们都成了资本意志的执行者和帮凶。

　　数字化生存异化的扬弃与人类解放

　　数字化生存的系列风险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的“应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针对工人关于机器问题的错误认知强调，“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这一极富洞察力的论断也适用于对数字技术与人的存在方式的解析。

　　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数字化生存的现实，探寻扬弃数字化生存异化的方案与道路。一方面，要彻底摧毁数字化生存异化赖以存身的根基——私有制。“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异化是由私有制引发的，这就要求我们将扬弃数字化生存异化的锚点确定在与之相适应的私有制度之上。数字化生存异化的关键点在于数字资本的私有化，资本的增殖逻辑依旧是数字化生存所遵循的核心逻辑。要摆脱数字时代生存异化的危机，就要积极找寻摧毁资本根基的合力。另一方面，要与数字化生存异化相适应的观念彻底决裂。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实施扬弃数字化生存异化的行动就必须首先从思想上与之断绝关系。对于广大劳工而言，不能为资本裹挟，也不能陷入数字化的迷思之中而不知自拔。要在数字资本增殖的过程中，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存在状况”并“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只有在这一基础上，人们才能认识到扬弃异化生存状态和谋求自身解放的条件。

　　我们要直面数字化的现实状况和时代背景，将人们的实践从虚拟时空拉回到“粗糙的现实”，在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积极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并通过科学技术助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迈向一个全新的人技共生、人机和谐的数字文明新时代。

　　（作者系浙江树人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