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这一战略部署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全球治理体系深刻调整，地缘冲突持续发酵、逆全球化思潮蔓延。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去中心化传播加剧国际舆论场分化，人工智能在传播领域中的广泛运用又为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带来“精准分众”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在此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分众化趋势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国际传播的实践需求，促使区域国别研究推进对对象国与地区的深度考察；区域国别研究的交叉融合特质，又为摆脱国际传播同质化困境、优化国际叙事体系提供了学术支撑。

　　中国国际话语传播面临挑战

　　当前，国内学术界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搭建起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撑、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样本的理论—实践体系，形成了逻辑自洽、可随形势发展更新迭代的话语与表达体系。

　　首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突破西方长期主导国际舆论的“普世价值论”“道路独一论”等叙事局限，彰显了治理主体多元化与规则包容的理论高度。其次，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中国构建了凝聚全球合力、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指导框架，提出“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的重要论断，以理论阐释对冲“文明冲突论”“文明优劣论”。最后，依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合作共赢”的理论内涵和外在特征，通过倡导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新路径，回击了“新殖民论”“债务陷阱论”等不实抹黑，以“基础设施联通—产能合作—民生改善”的新合作模式，验证了中国发展理念的实践价值与理论深度。

　　尽管学术界围绕中国应对全球变局的理论体系持续完善，但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之一，中国国际主张的话语传播仍处于初级反馈阶段，距离理念内化、落地实践、二次传播的高阶目标尚有明显差距。在一些地区或国家，仍不同程度存在“中国故事由他人代述、传播内容不易理解、受众理解却难以认同、认同之后难以转化为实践”等问题。究其原因，既有西方话语压制、国际舆论平台渠道固化、传播技术快速迭代等客观因素，也源于中国国际传播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的短板，同质化传播问题较为突出。其中，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身份属性建构推进不足，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效果。

　　身份建构影响国际传播实效

　　在传播领域，传播主体和受众对传播主体的身份认知是否存在一致性，是传播能否产生正向效果的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秉持与广大亚非拉国家休戚与共的身份定位，并以此作为对外实践与对外话语建构的基础。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中的集体身份认知，即冷战格局下的第三世界重要成员、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分工体系下的南方属性，始终是中国对外话语的逻辑起点。中国同广大亚非拉国家守望相助，是亚非拉世界的一员。这既是中国的自我身份界定，也是国际社会长期形成的共识。

　　然而，这一身份认知并不是自动实现的，也不是恒久不变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等概念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特定的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内涵，需要大量的国际话语以及国际实践不断加以证实和强化。相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更能代表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剧烈变动中的身份基础。在扬弃“工业北方—农业南方”这一传统身份划分框架，转向依托生产端与消费端重塑南北身份界定的当下，完成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关键成员的身份建构，既是历史大势，也具备现实必要性。这既是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取得实效的重要前提，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外话语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亦是推进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目标。

　　夯实中国全球南方身份的国际话语传播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重要乃至核心成员。对此，国内学术界已形成坚实的学理支撑。但在国际话语转化层面，如何将关于中国国际身份的政治论断与学术结论，转化为易被国际社会理解、广泛接受的对外表达，仍存在以下五个方面亟待推进的话语建构任务。在此进程中，区域国别学的具象化研究与分众式国际传播，可以发挥更加主动、关键的作用。

　　一是要加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身份认知共识的协同塑造。历史传承为集体身份建构赋予路径优势，但传统全球分工框架下“南农北工”的认知惯性仍客观存在。如何持续获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亚非拉国家对中国全球南方身份的认同，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学术界与传播领域要依托区域国别细分研究，共同开展“全球南方身份共识建构”专项对话，一方面梳理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紧密关联，另一方面支持全球南方各国结合自身发展经验形成多元身份叙事。

　　二是要夯实分众传播的学理基础，完善区域国别学学科细分体系。首先，构建“区域—国家—社群”三级研究框架，针对不同区域的文化传统制定差异化研究方案。其次，推进跨学科交叉融合，将区域国别研究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相结合，开展长期田野调查，搭建各国的“文化—利益—认知”数据库。最后，打造多学科对话平台，整合多学科研究力量，为国际传播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三是要精准对接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诉求。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国家，中国同南方国家之间存在天然的情感纽带和广泛的共同利益，但这种利益关联并非天然形成的，也不能笼统地概括。我们应秉持利益共生理念，通过国别层面的利益画像研判，针对各国“整体求同、具体存异”的利益诉求矩阵，推动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利益契合机制。国际传播与学术交流要针对不同国家的利益排序逻辑设计议题，以合作成果巩固利益共识。

　　四是要推动中国发展方案的差异化适配传播。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以非西方模式实现现代化的典型样例，中国发展经验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要结合不同国家的国情与发展阶段，提炼可适配的核心要素，推动中国发展模式与治理方案的转化性研究。同时，借助学术对话与跨文化传播创新，清晰阐释中国方案的经验启示属性及其本地化适配路径，构建兼具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参照体系，从而缩小国际认知差异。

　　五是要加强跨文化思维方式的培育，增进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中国秉持共赢思维回应国际差异化诉求，但共赢并非国际社会唯一的行为逻辑，零和博弈、复合博弈、机会主义与短期实用主义等外交逻辑仍普遍存在。区域国别研究需要深入探究不同文明的价值取向与行为逻辑，促进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沟通对接，降低战略误判风险，凝聚广泛利益共识。

　　由此可见，加强区域国别研究与提升分众式国际传播能力相辅相成。区域国别研究为国际传播提供学理支撑，有利于破解传播同质化难题；国际传播的实践需求则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向交叉学科方向迭代升级。唯有依托细分研究、精准对接、跨文化理解，才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各国民众的内化认知，真正提升中国国际传播效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