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香港中文大学一纸声明，揭穿了拥有50多个头衔的“文化学者”张龙的虚假身份。其自称的“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查无受聘记录，所谓“西部新闻网”也被媒体查出没有相关备案信息，一些高校、商会、协会随后相继澄清与其关系或解除聘任。而就在一年前，假冒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阮少平、假冒国务院参事的余鹏翔已先后被警方抓获。假身份骗取真职务的闹剧为何一再上演？学术生态又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人文社科领域学者，就此展开剖析。

　　以假身份拿到真聘书

　　张龙的“头衔经营”持续了20余年。他自称于2005年创办“西部新闻网”并自封“西部新闻网总编辑”，此后又陆续自冠“青年文化学者”“书法家”等50余个跨界头衔，并自称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2024年、2025年，他先后获聘河北美术学院影视艺术学院外聘教授、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假身份由此换来了真聘书，直至今年8月被集中揭假。

　　类似情形并不鲜见。2025年8月，假冒中国科学院院士、退役少将的阮少平与假冒国务院参事的余鹏翔被揭露，为其提供活动平台的广东省传统文化促进会随后被撤销登记。今年7月，谢尚晋被指虚构“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等身份，被合作企业解除合作关系。而在线上，“数千元买一张客座教授聘书”“985/211全覆盖”等广告公开招揽生意，头衔买卖俨然成了灰色生意。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科研诚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钟慧将身份造假常见手法归纳为虚构职务职称、虚构人才称号、虚构科研成果三类。高发场景集中在项目申请、经费获取、奖励申报和职称评定等关键环节。

　　“典型形式有伪造海外学历或访问经历、伪造国际组织任职、伪造行业专家资质、套取同名同姓学者成果、自设虚名头衔等。”湖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编审胡小洋说，此类现象隐蔽性强，主动追查与披露机制仍不完善。

　　海外履历也可能成为身份造假的掩护。聊城大学哲学系教授叶立国介绍，国外一些机构的头衔靠缴费即可“购买”，有人夸大海外任职层级，把短期访问包装成名校正式任职，还有人利用中英文姓名差异冒用他人成果。这类造假行为往往隐藏在项目申报、人才评选等环节的材料中。“我审稿时遇到一位自称东北某985高校教授的作者，致电其单位核实，对方明确答复‘我们学院从来没有这个人’。”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认为，人文社科领域的“身份造假”个案相对少见，原因之一在于造假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权衡。一些文科课题经费有限，收益不足以驱动大规模身份伪造。但两类情形仍须警惕，一是个别社会人员冒用“进修学者”“客座教授”等头衔，面向企业或培训机构开展讲座、咨询等活动牟利；二是部分社会培训机构冒用高校教授名义，从事高考志愿填报、资质培训等营利性服务。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俞立平也主张区分不同场域。在书画、艺术、宗教、易学等领域，一些面向大众开展活动的“江湖派”是身份造假的高发群体，虚构的学会、协会也为其提供了活动空间；相较之下，规范开展学术研究的群体总体情况较好。“江湖派”的活动既损害学术公信力，也误导公众，甚至歪曲传统文化。

　　虚假头衔首先损害的是学术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造假者挤占有限的项目名额、期刊版面和会议机会，甚至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示范效应。”钟慧说。胡小洋认为，这对青年学者和无头衔的学者极不公平。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秦庆武关注高校与社会对接的“边界地带”。一些聘任方出于提升知名度、对接社会资源等考虑放宽审查，衍生出“头衔寻租”，既可能挤占青年学者的发展机会，也侵蚀专家群体的公信力。

　　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谈到部分机构引进人才的情形。有人并无真才实学，却靠堆砌顾问、理事等头衔和展示与名人的合影抬高身价，被作为高层次人才高薪引进，完不成约定任务也“有奖无罚”。这种做法“会大面积挫伤教师积极性，助长投机腐败风气”。叶立国则提醒，在圈子规模相对有限的人文学科，仅凭假头衔已难以获取实质利益，更大的伤害发生在社会层面。公众难辨真伪，最终透支的是专家群体的信誉。

　　谁在为虚名套现铺路

　　身份造假为何能连过数关？受访学者认为，这是评价导向、信息机制与监管责任多重缺口叠加的结果。

　　“冒险伪造高含金量履历、头衔，核心是获取稀缺资源、利益和机会。”胡小洋分析，其一，破“五唯”尚不彻底，资源分配仍看重学历、“帽子”、身份等外在标识，对实际贡献重视不足；其二，部分评价主体学术自信不足，“崇洋”心理让伪造海外履历者有了市场；其三，跨境学历、任职及奖项信息的核验渠道不够畅通。

　　在钟慧看来，虚构身份能够得逞，一方面是因为共享联动的科研信息系统仍不完善，履历、成果、任职信息分散于各单位平台，缺乏有效的互通核验机制；另一方面，是部分组织过度看重“帽子”，对成果价值缺乏鉴别力，“当头衔成了硬通货，造假动力自然就大了”。叶立国将此概括为“市场需求”。部分人才称号直接与资源分配挂钩，个别高校甚至有动力默许履历包装。“有些手段相当低劣却能连过数关，根子在于相关部门不愿投入精力去打击这类对自己‘无利可图’的事。”

　　樊秀娣则将问题指向更深层的评价异化。她认为，当头衔与学者的社会地位、资源获取和职业发展空间过度绑定，就容易催生“帽子崇拜”。一些地方院校为应对学科评估、学校排名等外部压力，倾向于高薪引进“帽子人才”，本校有潜力的教师却可能被忽视，聘任审核也容易流于形式。人事部门仅核查论文篇数、项目级别等表面数据，对海外经历、国际合作等难以核验的信息，往往缺乏有效的核查手段。评价不透明进一步加剧了引才风险。评审程序不公开、同行评议缺位时，申报者便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拼凑成果或虚构履历。在她看来，评价越透明，造假越难得逞；评价过程越封闭，越容易给造假者留下可乘之机。

　　秦庆武也注意到部分高校聘任制度存在的漏洞。聘任权限下放院系后，缺乏校级学术委员会的实质审核；“特殊贡献”界定不清，非学术背景人士未经同行评价便可获得相关学术头衔，给利益交换留下空间，背后正是“名位崇拜”。前述匿名学者直言，一些所谓“高层次人才”本就是个别领导的关系户，逐利冲动、权力干预与制度漏洞叠加，让虚假身份有了可乘之机。

　　信息壁垒放大了程序漏洞。钟慧谈道，校际之间、学术界与行业协会之间、国内外机构之间缺少便捷、权威的核验渠道，“想查也查不全面，核查成本太高”。俞立平分析，监管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不能仅靠学者自发打假，部分平台却出于自身利益与“江湖派”相互配合，一些面向业界的协会也容易混入身份不实者。对尚未造成明显危害后果的身份造假行为，责任认定和追究仍面临困难。

　　胡小洋将这些短板概括为制度衔接不足、核验机制不健全、数据支撑不充分。针对学术头衔、任职履历、身份信息的登记认证与责任追究机制仍待细化，权威核查数据的获取渠道也有待完善。叶立国提醒，一些头衔虽经正式程序授予，获取过程却依赖关系和权力干预，其危害未必小于假头衔。

　　让头衔回归真才实学本位

　　近年来，头衔乱象治理在多个领域展开，相关制度不断完善。

　　科研诚信领域的制度框架逐步健全。2016年，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多部门印发《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实施办法》划定红线；2022年，科技部等二十二部门修订《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将以弄虚作假手段获取奖励、荣誉、职务职称列为科研失信行为，可视情节撤销职务职称、取消专家称号、记入严重失信数据库。“虚假帽子纳入科研诚信治理，于规有据。”钟慧说。

　　社会组织领域整治同步加码。今年3月，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行业协会商会名誉职务设立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行业协会商会“非必要不设立”名誉职务；8月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为滥发“帽子”划定七类禁区；民政部持续曝光非法社会组织，被张龙借用名头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已于2024年撤销登记。张龙事件曝光后，相关高校也相继澄清情况，采取解除聘任、不再续聘等措施。

　　评价指挥棒的调整更具根本意义。从持续破除“四唯”“五唯”，到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再到人才计划优化整合、国家社科基金评审提高匿名网评权重、原国家杰青优青项目调整为青年基金项目A类、B类并与C类并列，头衔变现空间正在收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科研诚信管理办公室探索“五位一体”诚信建设，越来越多高校修订客座、兼职教授管理办法，全流程把关并公开聘任名单接受核验。

　　受访学者认为，根本之策是让评价回归学术本身。胡小洋主张，资源分配应以学术思想价值、问题解决能力为依据，“让‘虚名’无法成为谋利的砝码”。钟慧认为，评价导向一旦转向成果的创新性与贡献度，对虚假头衔的需求就会减少。秦庆武建议，依托学术委员会做实同行评议与年度考核，切断头衔与资源利益之间的不当关联。樊秀娣认为，破解之道在于强化学术共同体的实质性评价。同行评议本应基于对学者研究领域、学术贡献和成果影响的深入了解，但一些高校仍由人事管理部门主导学术评价，基层学术组织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应进一步厘清管理与评价的职责边界，使评价程序更加公开透明。

　　针对聘任和考核程序中的漏洞，前述匿名学者建议，组建专门的认定考核小组，严格约束领导干部打招呼等干预评审的行为，由学术委员会按程序进行匿名投票；将薪酬待遇与约定任务的完成情况相衔接，加强中期检查和履约考核；按规定将引进人才情况报主管部门备案，公示相关资历及聘任信息，及时公开查实的造假行为，防止造假者换个地方故技重施。

　　信息公开与平台核验，是降低核验成本、提升治理效率的重要环节。俞立平建议，依托学信网等现有平台，健全学会与协会会员库、期刊编委与审稿专家库，畅通公益投诉咨询渠道。胡小洋主张，建设能够核验国内外学术身份的查询与披露平台，用人单位应通过多种渠道核实相关信息，并按规定公开聘任情况。钟慧强调，建立动态学术档案，加强信息交叉核验，尤其要严格核查涉外履历。

　　叶立国也强调惩戒的威慑作用。“最有效的警示教育从来不是道德说教，而是严惩带来的威慑。”他认为，应加大惩戒力度，完善追责机制，期刊也应落实匿名评审，堵住“关系稿”通道。俞立平补充，长远来看，应避免学术头衔与物质利益过度绑定，“让造假者无利可图，还要承担法律后果”。

　　头衔本应是真才实学的体现，一旦异化为套利的“通行证”、变现的“硬通货”，透支的便是学术尊严与社会信任。刺破头衔泡沫，既需事后查处惩戒，更需事前端正评价导向、规范聘任程序、加强信息公开。当“以头衔论高低”让位于“以贡献论英雄”时，“假头衔”一类的闹剧自然就会黯然退场。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清俐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