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6年5月，我国拥有25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从云南哈尼梯田到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这些活态的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农耕文明的“活化石”，更折射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正迈进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新阶段。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节点，深化文化遗产研究，加强文化遗产学科建设，推进系统性理论建构、多学科方法融合和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不仅是推动我国从“遗产大国”转向“遗产强国”的战略支撑，更是赓续中华文脉、守护民族记忆、增强文化自信的内在需要。

　　深化文化遗产研究的时代逻辑

　　深化文化遗产研究是增强文化自信、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必然要求。文化遗产是中华五千多年灿烂文明的实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基因和精神追求，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它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坚强支撑，是展示中华文明丰富内涵、讲好中国故事、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需要深入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历史脉络、思想理念和人文精神。这就要求文化遗产事业不仅要关注“物”的保护，更要关注“人”的传承、“精神”的阐释和“价值”的传播。加强文化遗产领域研究意义重大、任重道远，关乎文化传承的根基，关乎民族复兴的未来。

　　深化文化遗产研究是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呼唤。放眼世界，我国是拥有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世界遗产达到61项；截至2025年12月，中国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至45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达1557项，全国备案博物馆7188家。然而，在保护实践中，我们也面临诸多挑战。例如，一些农业文化遗产地面临农业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功能退化等问题，亟须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探索动态传承与合理利用路径。要破解这些现实难题，实现从“遗产大国”到“遗产强国”的转变，亟需系统性的、跨学科的理论研究、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需要推进农学、生态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协同研究，这恰恰凸显了文化遗产学科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深化文化遗产研究，既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逻辑。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文化遗产研究既符合前沿研究方向的特点，也具有交叉研究领域的特质，其发展本身就是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而从传统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学科建设通常有两条路径，一是理论型学科“由内而外”的内生式发展，二是应用型学科“由外而内”的需求驱动式发展。文化遗产研究兼具两者特征。当前，围绕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已取得长足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储备。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同样如此：它既涉及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要素，如梯田、水利设施、地方品种，也涉及农耕知识、民俗节庆、社区组织等非物质要素，已形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知识分散在不同学科，缺乏系统整合。为适应知识发展内在规律的要求，可将农业文化遗产纳入文化遗产研究整体框架，这有助于打破农学、生态学与文化遗产研究之间的学科隔阂，推动形成覆盖“农业—生态—文化—社会”的综合知识体系。

　　文化遗产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研究平台与资源分散，成为文化遗产研究深化与学术话语权提升的首要挑战。在学科专业目录中，无论是“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当前均作为二级学科或其下设学科方向，无形中削弱了其整体地位与学科影响力。如何平衡文化遗产学与传统优势学科的关系，避免“另起炉灶”带来的资源争夺和重复建设，是必须审慎对待的难题。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文化遗产（060107T）属于历史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130103T）属于艺术学理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系文化遗产的类型之一，但在专业设置上将二者分列为两个专业类，本身就是对文化遗产本体认知与内在属性的割裂，难以形成统一的研究语境和话语体系。根据《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与“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广泛分布于历史学、文学、艺术学等12个学科门类下的20多个一级学科中。这种分散性布局导致的学科壁垒，使得不同学科间缺乏协同。

　　遗产类型划分不一、各类遗产研究范式割裂，导致人才培养体系难以统合。当前，国际上对文化遗产的分类体系多样，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遗产视为与自然遗产并列的世界遗产类型，并逐步发展出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分法。国内则有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农业文化遗产、工业遗产、水利遗产、文化景观、档案文献遗产等多种类型。分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不同遗产类型往往遵循各自的研究范式，缺乏统一的学理基础，进而导致人才培养缺乏共同的知识根基。农业文化遗产是这一分类复杂性的集中体现。此外，高校相关专业建设同质化发展，未能有效对接地方文化遗产工作的实际需求，背离了专业建设服务社会的初衷。

　　深化文化遗产研究的主要路径

　　加强顶层设计，设立文化遗产学一级学科。文化遗产价值及本体研究、保护、传承、利用、传播等均需要系统性的学术支撑，其综合性、贯通性、应用性的研究特性与“交叉学科”设立的初衷高度契合。为理顺研究平台与资源配置，应在顶层设计中将文化遗产学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进行建设，下设若干二级学科与研究方向，这既顺应了国家战略需求，也符合学术发展规律。

　　构建自主的文化遗产知识体系，推进学术共同体建设。深化文化遗产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学术使命。聚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提炼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构建中国自主的文化遗产知识体系。深化文化遗产研究，还要充分发挥学术团体与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推进文化遗产学术共同体建设。

　　紧密对接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需求，提升文化遗产研究服务社会的能力。构建自主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专业化复合型文化遗产人才。文化遗产研究是理论性与应用性并重的领域，其生命力在于服务社会。研究发展目标必须体现强烈的社会服务导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服务地区基层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深化文化遗产研究是我们这一代人赓续中华文脉、守护民族记忆、增强文化自信的历史责任。建设文化遗产学科更是一项战略性、基础性、系统性的工程。在我国文化遗产众多、活态传承任务日益繁重的背景下，深化文化遗产研究，加快推进文化遗产学科建设，能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统一监管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学理支撑和人才保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文化遗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24VWB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遗产创新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