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兴趣由来已久。只是后来的求学经历和学术研究转向了其他领域，这份喜爱便一直停留在业余兴趣的层面。我主要通过阅读俄语科普百科全书和中国古典文学译本，零散地了解中国。2023年，我作为阿努钦人类学研究所暨博物馆代表团成员访问长春，对当代中国及中国学术界有了初步而宝贵的了解。不过，那次访问聚焦生物考古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未能满足我对中国古代史的浓厚兴趣。

　　因此，得知有机会参加国际青年历史学者访华研修班时，尽管研修将持续近一个月，我仍毫不犹豫地决定参加。收到初步日程安排后，我更加确信自己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西安、洛阳、安阳、延安……这些过去只在历史书和小说中读到的地方，如今终于有机会亲自走近。赴华前的几周，我始终怀着兴奋的心情做着准备，而实际体验更超出了我的预期。

　　研修班行程丰富而紧凑，涵盖5座城市。我们乘坐飞机和高铁穿行其间，参访博物馆、历史遗址和考古发掘现场。如此密集的行程，对组织工作是不小的考验。我们一行24名学员，机票、住宿、餐饮等安排涉及大量细致而繁杂的工作。在随行老师和志愿者团队的精心组织下，一切井然有序。对于工作人员的悉心照顾，我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此次行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参访中国近20年来新建或改扩建的一批高水平历史类博物馆。除中国国家博物馆外，我们参观的馆舍中，建成较早的延安革命纪念馆新馆于2009年开放，殷墟博物馆新馆则于2024年2月开放。中国自2008年起推进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降低了公众的参观门槛，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历史文化遗产。这种开放共享的理念与实践，令我由衷赞赏。

　　这些博物馆大多设施完备，广泛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包括展示考古遗物三维复原图像的触控屏、播放相关影像的视频屏幕，以及提供展品补充信息的感应式面板等。各馆运用多媒体的方式各有特色，其中，2022年开馆的陕西考古博物馆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多媒体技术既应方便观众获取信息，也应服务于博物馆的一项核心功能，即公众教育。

　　其中一个展项与我的专业领域密切相关，给我带来的触动尤深。在陕西考古博物馆的一处新石器时代墓葬展项中，陈列着一名年轻女性的骨骼遗存。展品后方的视频屏幕介绍了墓葬的发现经过、墓主人的年龄与生物学性别判断，以及骨骼上的创伤痕迹；前方的触控屏则向观众讲解如何依据骨骼遗存推断生物学性别与死亡年龄。在我参观过的博物馆中，这是第一次看到这类研究方法被如此直观地呈现给公众。这些知识并非只有专业研究者才能理解。通过通俗的讲解，让公众了解生物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能够吸引更多人关注这一领域。

　　这样的科普展示，与珍贵的出土文物、考古遗迹陈列相结合，辅以对传统考古方法和现代跨学科研究成果的介绍，使陕西考古博物馆成为此次行程中最令我难忘的博物馆之一。即使与我以往参观过的其他国家的考古类博物馆相比，它也表现出色。作为一座省级博物馆，其展陈与公众教育水平远超我的预期。在我看来，我们在中国博物馆中体验到的这种实物展览与教育性多媒体相结合的模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值得更多博物馆借鉴。

　　对我个人而言，参观博物馆、聆听中国历史研究院专家的讲座，带来了十分丰厚的知识收获。在此之前，我对秦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只有模糊的了解，对中华文明起源更是知之甚少。因此，此次研修班重点关注中国早期历史，从新石器时代社会讲到商代复杂的青铜文明，恰好为我提供了一次系统学习的机会。

　　三周里，我学习了大量相关知识，也亲眼见到了许多珍贵文物，包括与夏代历史研究密切相关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以及精美的商代青铜器。中国考古博物馆和殷墟博物馆新馆展出的车马坑遗存，同样让我久久难忘。其中，殷墟博物馆新馆的展示尤其震撼。将这些遗迹整体提取、迁移并妥善安置于展厅，需要投入大量技术力量、时间和资金。在这里，一座座车马坑遗存集中呈现于眼前。木质轮轴和车架虽已腐朽，留下的痕迹仍能勾勒出车辆的轮廓，马骨和人骨遗存也清晰可见。这样的整体展示保留了遗迹之间的空间关系，让观众能够更直观地了解考古现场，展现出鲜明的学术价值与感染力。

　　中华文明起源对我而言依然是一个充满未知的研究领域，但经过此次研修，我对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通过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讲座，我接触到了中国学术界围绕这一课题提出的新认识。即使今后不直接从事中国早期历史研究，这些知识也将成为拓展我学术视野的宝贵积累。对此，我深怀感激。探索这一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讨论的课题，如同翻开一卷此前未曾读过的书，让人不断获得发现的喜悦。

　　此次行程中，最让我难忘的经历之一，是参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这座于2024年11月成立的科研机构，汇集了多个研究方向的子实验室，展现出强大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能力。研究人员运用前沿技术，通过材料分析、生物考古研究等手段，从出土文物以及人类和动物遗存中提取有关过去的信息。其中，最令我惊叹的部分，依然与我的专业密切相关。参观接近尾声时，工作人员带我们走进一间宽敞的大厅，里面安置着多处经过整体提取的墓葬遗存。研究人员在实验室环境中对这些遗存开展精细发掘，有些工作需要持续数年；同时，通过调控保存环境，减缓遗存的氧化和腐朽，尽可能保存其中的文物与相关信息。完成这样的工作，需要雄厚的技术力量和资源支持，其精细程度令我赞叹。这种方式既能减轻田野发掘中时间与环境条件的限制，为研究人员提供更充裕的工作条件，也便于系统采集土壤样品，开展孢粉学和古寄生虫学等分析。这些研究方法在现代考古学中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

　　实地考察栎阳、洛阳和殷墟的考古发掘现场，也是一次令人兴奋的体验。在此之前，我的田野发掘经验主要来自土冢和墓地遗址。因此，能够亲眼观察栎阳和洛阳的城市街区发掘现场，了解中国学者的工作方式，并与自己熟悉的方法相比较，对我极具启发性。在洛阳的发掘现场，我们还有幸观看了研究人员和学生为出土遗物拍照、开展三维建模的过程，进一步了解数字技术在田野考古中的应用。

　　此次研修班为我带来了丰富而宝贵的新体验，拓展了我对中国历史的认识。龙门石窟、长城、秦始皇陵等文化遗产，也让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更为珍贵的是，我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经济学家，以及中国学者建立了联系。其中，既有学识深厚的资深教授，也有与我同龄的青年生物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对一个热爱中国历史的人而言，能够亲近这些文化遗产，与不同学术背景的同行交流，是一份难得而珍贵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