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只看到《克罗茨纳赫笔记》（以下简称《笔记》）中历史认识的价值，而看不到其中马克思自身政治主张的影响，就会误解他关于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关系的论述。为此，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就不仅是抹杀“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这一转变的存在，它还会使我们错过把握“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这一转变的真正内涵的机会。

　　如何理解“两个转变”

　　列宁曾指出，《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彻底完成”了两个转变，但如何理解这两个转变之间的逻辑关系，却是一个没有被充分讨论的问题。有一种理解是，在第一个转变中的唯物主义中增添更多历史因素，《笔记》的出现为这种变通提供了条件。除了《笔记》的写作时间与《德法年鉴》同时期著作的写作时间非常接近之外，更重要的是，《笔记》重点关注的是历史问题。这种变通办法的具体落实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充当某种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时出现过“中断”，但如何解释这个“中断”，却有不同的说法，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模式给出了一套解释：马克思意识到自己在历史知识方面的欠缺，这种欠缺直接导致他无力继续对黑格尔法哲学中私有财产等理论进行批判，为此，马克思投入到对历史的研究中，这才有了《笔记》；在《笔记》中，马克思对历史上存在的私有财产的态度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一种同情的理解，强调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有其合理性。这套解释认为，在《笔记》完成后，马克思才开始写作《批判》“中断”之后的部分，而马克思对私有财产、旧世界的同情也延续到了《批判》“中断”之后的部分乃至全部《德法年鉴》时期的著作中。这似乎就是马克思从《笔记》到《德法年鉴》时期的历史认识。

　　但将“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存在诸多问题。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在《批判》全部完成之后，马克思才开始写作《笔记》。在更晚形成的文本中，《笔记》中的内容都有被直接引用，但《批判》“中断”之后的部分中，这种直接引用的情况却一次也没有出现。更重要的是，如果认为《批判》《笔记》与《德法年鉴》时期的著作中的思想处于同一水平，“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这一转变就不存在了，因为通览整个《批判》，无论是无产阶级概念还是共产主义概念都不曾出现。 

　　两种主谓颠倒与新旧世界观

　　“历史”+“唯物主义”模式的理论要害就在于它完全颠倒了马克思关于新世界与旧世界、历史认识与政治主张之间关系的论述。在《笔记》以及《德法年鉴》时期的著作中，马克思完全是根据其政治主张去展开历史叙事的，在这里，不存在未经批判就能直接拿来使用的历史素材。如上所述，《论犹太人问题》就直接引用了《笔记》中对托马斯·汉密尔顿《美国人和美国风俗习惯》的摘抄，而他之所以引用这段摘抄，不仅是从私有财产、宗教变迁史的角度去描述旧世界向新世界（美国）的历史过渡，更是为了强调，如果美国这个所谓新世界的发展不符合他所赞同的政治主张的话，即新世界对私有财产、宗教的否定不够彻底的话，那么这个新世界就会失去其作为新世界的资格。“犹太精神对基督教世界的实际统治已经达到明确的、正常的表现：布讲福音本身，基督教的教职，都变成了商品，破产的商人讲起了福音，富起来的福音传教士做起了买卖”，在马克思看来，相对于革命不彻底的法国，在美国这个所谓的新世界那里，私有财产、宗教本应被彻底否定，但实际情况却是像私有财产、宗教这样属于旧世界的事物不仅复活了，而且是带着比革命前还强千百倍的力量强势回归的，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也是批判的对象。

　　“历史”+“唯物主义”模式虽然强调了《笔记》的重要性，但其实从未真正进入《笔记》关于历史论述的细节中去，譬如《笔记》第四笔记中那段著名的评论（以下简称“评论”）中关于历史认识与政治主张、旧世界与新世界的关系的论述就被它直接忽视了。

　　“评论”绝非形而上学空论，它有明确的历史语境，那就是法国七月王朝时期革命派与反动派关于王权与宪法之间关系的论战，到底是国王决定宪法，还是宪法决定国王。在“评论”中，马克思给出了两种“主谓颠倒”学说。第一种“主谓颠倒”涉及旧君主制（路易十八时代）向新君主制（路易·菲利普时代）的转变，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从革命派的立场展开的历史叙事，也是自己政治主张的表露，但这更是历史现实中实际发生的颠覆性运动，在这里，马克思的政治主张与历史认识是直接统一的。具体来说，在路易十八的时代，诸如“国王”“封建地产”之类是主语，而“宪法”“人”之类则是谓语，在路易·菲利普时代则发生了颠倒，“宪法”“人”成了主语，而“国王”“封建地产”则成了谓语。

　　第二种“主谓颠倒”则发生在反动派（马克思将黑格尔主义也归入这一派）的理论中，它是观念与存在之间的颠倒结构。这是反动派根据他们的政治主张对历史过程的理解与诠释：在颠倒未发生时，“国家存在的旧形式”是主语，国家观念则是谓语；当颠倒发生之后，“国家的观念因素”变成主语，“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只是这种国家观念的要素不只有“宪法”“人”，它还包括作为谓语的“国王”“封建地产”，而且在这两者之间也发生了颠倒，起决定作用的其实是“国王”“封建地产”，但看上去却好像是“宪法”“人”。

　　新旧世界观与历史认识

　　在《批判》的相应段落中，“国家观念”是主语，“旧的国家实存”是谓语，但这始终是一种旧世界观，而且是错误的旧世界观，因为这里的主语其实应该是“新的国家观念”，是“理性”，但在反动派这里却成了“旧的国家观念”；这里的谓语应该是“新的国家实存”，但在反动派这里却还是“旧的国家实存”，是“私有财产”之类。因此，黑格尔这样的反动派“是用新眼光来解释旧世界观”。在此时的马克思眼中，反动派的政治主张虽然是“新眼光”，但这种理性的“新眼光”是完全独立于“旧世界观”之外的。相反，在“评论”中，马克思认为，即使是反动派的政治主张也是“新世界观”，是关于“新世界”的观念，而这里的“新世界”是经历了旧君主制向新君主制的历史转变而生成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强调，对于反动势力来说，“旧世界就是新世界观的真理”。这里的重点是“新世界观”，只是反动派的“新世界观”也会被更强大的“新世界观”所批判、取代，这种更强大的“新世界观”就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理论。

　　马克思不会因为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就自动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者，同样，他也不会因为研究了历史，就自动地变成历史唯物主义者，问题的关键始终在于马克思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进行研究的。要准确理解《笔记》，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两个转变”，而关于“两个转变”，列宁曾指出，正是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革命家的政治主张才充分呈现了出来，“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已经是一个革命家”，他之所以同卢格意见不合，核心就在于政治主张上的差异。马克思在1843年9月写给卢格的那封信中更明确地提出了《批判》与《笔记》都曾涉及的新旧世界观问题：“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在马克思看来，新世界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它要经历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新世界观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新世界观也会被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观（共产主义）所取代，这才是马克思从《笔记》到《德法年鉴》时期真正的历史认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