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档案作为清代政务活动的官方文书，是研究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一手史料。当前学界围绕八旗、边疆制度的宏观研究已十分成熟，却普遍忽视基层社会的多语言实践。档案留存的多语互学、通事传译、双语行政记录，完整还原清代东北各族语言互通、共生共荣的历史样貌，凸显语言交流在民族融合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深挖这些文献，可为区域民族史研究提供新的实证材料与理论视角。

　　空间共居：

　　清代东北民族交融格局，植根于索伦、达斡尔等世居民族南迁嫩江流域与关内汉民北上拓边的双向历史运动。清初为应对外部侵扰，清廷将索伦、达斡尔等世居部族南迁，实现边防巩固与民族整合协同推进。如康熙九年（1670）清廷南迁黑龙江北岸四穆昆达斡尔人时，他们以家人患病请求冬季迁移，“蒙圣主恩赐迁徙，原定春初冰融动身。自二月十五日，多家接连染病……伏乞圣主体恤，待夏去黑龙江冰封后再行迁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题本，档案号：02-02-037-002686-0039）。清初辽东招垦令颁布后，大量关内汉民北上垦荒。为保护东北“龙兴之地”和旗人特权，清廷旋即修筑边墙以行封禁，缉拿无照者解送驿站，“晓谕尔等所辖索伦达斡尔等，饬令缉拿无钤印执照穿行各村屯之人，令其缉拿后送交各自邻近驿站”（《黑龙江将军衙门达斡尔族满文档案选编·康熙雍正朝1》，第131页），但大批流民还是冲破封禁涌入东北地区，吉林一次就查出流民一万余户，“乾隆四十四年前任将军富尔松阿继之查出流民一万三千七百余户……”（《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第148页）。世居民族南迁与关内汉民北上打破了当地族群聚居壁垒，形成旗民杂居的互嵌式社会空间，开启了从“共居”到交融的历史进程。

　　多语互学：

　　多民族共居催生多语互学的现实需求。清代东北“民间自发、官方主导、实践助推”的语言学习体系，推动形成“多语互学、多语并用”的社会风尚。民间层面，口语能力成为经济交往的必备技能。齐齐哈尔楚勒罕上，索伦等以贡貂后的余貂贸易，激发了多语互学热情，“惟拣选贡貂后之余貂，适逢穷苦人耕田之际，变卖后买牛于耕种甚有裨益”（《黑龙江将军衙门达斡尔族满文档案选编·康熙雍正朝2》，第375页）。官方层面，清廷兴办八旗官学，配发《四书》等儒家典籍，推动多语传播与文化浸润。康熙三十六年，礼部为墨尔根官学筹办《资治通鉴》等充当教材，“今从詹事府解来《资治通鉴》二部计四十八函；从翰林院解来《四书》十部计十二函，《书经》二部计八函，《大学衍义》二部计十二函……发给官学使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缩微胶片），康熙朝第7盒第9册，第77—78页），既促进了满汉语言文化的交流，还推动了儒家文化的传播。实践层面，各族民众在生产互助中实现语言互教互学。康熙三十四年，清廷派遣锡伯、达斡尔人教习巴尔虎人耕作播种，在传授生产技术中完成语言互学与情感融通，“将巴尔呼色尔济牛录附于左翼镶黄、正白，派锡伯佐领格玫、领催二名……并派教习扶犁、播种之披甲二十四名，俾其耕作”（《锡伯族档案史料·上册》，第114页）。从民间自发到制度引导，从生活必需到文化传承，多语互学推动各族民众互帮互助，夯实了深度交融的社会心理基础。

　　全域并用：

　　多语并用嵌入边疆治理与社会运行各个领域，使民族交融转化为可感知、可实践的日常图景。官吏选任方面，多种语言成为履职的重要资质。协领佟阿岱因通晓多种语言被补放为总管，“呼伦贝尔总管萨鲁依之缺……齐齐哈尔协领佟阿岱通晓索伦、达斡尔、蒙古语言，且为人聪慧，拟将佟阿岱派送该部引见后补放”（《清宫珍藏达斡尔族满汉文档案汇编·中》，第1130页），彰显了“能沟通方能治理、懂语言方能安边”的制度逻辑。公务活动方面，通事翻译成为连接朝廷与边地的重要中介。康熙年间，骁骑校伊布格讷因通晓费雅喀语充任通事，保障招抚事务顺利开展，“康熙二十九年钦差副都统耿格依复催费雅喀人等贡貂之际，以伊布格讷我通晓费雅喀语，自闲散指名拔擢随往，充通事一次”（《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第132页）。军事戍边方面，八旗官兵多语互通保障协同驻防，进而稳固边境。乾隆年间，移驻伊犁的达斡尔兵丁皆通满语，清廷借此“易于安置”索伦部众，“第二队索伦抵后，此中达斡尔兵，皆为通晓满语之人，因有安置首队之常例，相应易于安置”（《清宫珍藏达斡尔族满汉文档案汇编·中》，第971页）。生产生活方面，多语互通推动了农耕、建筑等技术传播。索伦等南迁后，清廷派遣官兵教习建房砌炕等，助其安家立业，“原教习穷索伦等陈达斡尔无不通晓索伦语……并伊等带来，教习穷索伦建房砌炕、种田、法纪条款等事”（《黑龙江将军衙门达斡尔族满文档案选编·康熙雍正朝1》，第305页）。清代东北全域的多语互用，使个体交流上升为社会整合机制，成为边疆稳定与发展的重要保障。

　　文化互鉴：

　　在语言的媒介作用下，清代东北从文化交汇区发展为文化共同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厚植文化根基。语言文化互鉴。达斡尔诗人敖拉·昌兴以满文拼写达斡尔语创作诗篇，呈现鲜明的文化互融特征，他在《耕读赞》中写道，“南阳隐士诸葛亮，孜孜不倦苦学，耕耘新野的司马徽，一直辛勤操劳……”（敖·毕力格：《达斡尔文学宗师敖拉·昌兴资料专辑》，第154页），作品化用历史典故，将中原人文精神与东北生活图景融于一体，展现出不同文化互鉴的生动气象。生活习俗趋同。多文化互鉴塑造了鲜活生动的东北生活风貌，当地在汉人影响下改变了萨满治病习俗，“索伦、达呼尔之俗，为患病之人宰牛祭供……自康熙三十二年起，严禁为患病之人杀牛祭祀、宰牛杀马挂皮祭奠亡者”（《黑龙江将军衙门达斡尔族满文档案选编·康熙雍正朝2》，第212—213页），提升了生活品质。多元信仰共存。佛、道、萨满等信仰和谐并存，形成独具特色的东北边疆文化形态。盛京太平寺早先不但供奉释迦牟尼、文昌等神祇，还供奉关公、狐仙等神仙，每年都要举行关公祭祀和佛诞法会（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第465—466页）。

　　认同升华：

　　在语言互通等多重纽带的推动下，各民族走向深度交融，并实现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升华，成为边疆稳定与国家统一的内在力量。族际通婚日渐普遍。锡伯人南迁盛京后，面对官方禁令仍有很多妇女嫁于民人，“嗣后除将满洲女不可嫁民之处，照依旧例施行外，在旗佐之蒙古、锡伯、巴尔呼、汉军、包衣佐领下另户之女，永禁嫁民”（《锡伯族档案史料·上册》，第180页），折射出民族交融的历史大势。不同民族深度互融，推动形成统一的东北区域文化和民族心理。布特哈民人华善不但学会了渔猎行围，且言行习俗与达斡尔无异，“我父亲王齐忠在世时曾言系山西民人……娶登德科村女子为妻，生下我等。今我兄弟四人在此娶妻成家年久，故效法已学索伦达斡尔习俗行走围场行猎渔猎，故不知本性，与达斡尔皆同”（《达斡尔资料集·第九集（一）》，第340页）。多民族互融强化了国家认同，在遭遇外部侵扰时，各族民众共御外侮，凝聚了统一的民族心理。雅克萨之战中，满洲、达斡尔、汉等官兵协同作战，129 人获头等军功牌（《黑龙江将军衙门达斡尔族满文档案选编·康熙雍正朝1》，第218—231页）。

　　清代东北地区多语互通的实践表明：语言不仅是人际交流的工具，更是边疆治理的媒介、民族交融的纽带和国家认同的根基，国家通用语言与多语互通并行不悖，多元共生与一体凝聚相得益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东北民族交融研究”（23BMZ09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