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一个由西方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卡森·艾伦提出的概念“恩格斯停顿”引起关注。这一学术现象并非偶然，它折射出人们对于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下劳动者境遇的关切与担忧。以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剖析人工智能时代可能出现的“恩格斯停顿”，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破解21世纪的劳动者困局，已然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

　　“恩格斯停顿”是资本增殖逻辑的必然产物。所谓“恩格斯停顿”，是指19世纪上半叶，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率的提升，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却陷入停滞状态；与之相对，19世纪中叶之后，实际工资随生产率增长而提升，“停顿”也随之结束。西方经济史学家借此概念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进步与收入不平等加剧之间的关系，即技术变革提升了利润率和资本的份额，利润的增长也反过来增加资本积累并为工业革命提供动力。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进步不可避免地建立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结构基础之上。

　　基于单纯的资本增殖立场，经济发展的本质目标并不是增加人类一般的财富量或提高劳动生产力，而是增加剩余价值量和提高资本的利润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单位劳动时间内能够生产出多少财富，而在于单位资本投入量究竟能够获得多少货币收益。这不是单纯的发展生产力以做大蛋糕的问题，更涉及在特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前提下，如何分配蛋糕。只要不危害资本主义的基本统治秩序，资本就会突破一切法律和道德边界，去占有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看，生产力发展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不是增加工人工资的物质基础，而是提高自身利润的财富源泉。因此，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首先是为资方贡献了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不是直观地改善了民众的物质生活。

　　由此可见，所谓“恩格斯停顿”本质上不过是资本增殖过程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革命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始终联系在一起。如果放任资本逻辑肆意扩张，那么新的科学技术不仅不会带来福音，反而会加剧两极分化的社会悲剧。

　　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的“停顿”风险。人工智能技术遭遇资本主义，是当今时代科技进步面临的共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AI时代也会出现自己的“恩格斯停顿”。当前，学术界和社会舆论界都在热烈讨论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劳动的问题。许多人担心，从事重复性、标准化的脑力劳动的工作群体极有可能在AI浪潮中被淘汰或被大量精减。例如文员、翻译、会计等职业大概率首当其冲，甚至一些软件编程工作也可能被替代。一旦这类现象大规模发生，劳动阶层的经济地位就会出现严重动摇，大量劳动者的生存境况也将面临“停顿”乃至“衰退”的风险。

　　其实，早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出现过“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随着机械化大生产的推广，许多体力劳动的操作流程变得简单了，原本需要熟练的手工业师傅才能制造出来的产品，甚至可以由缺乏工作经验的童工来生产。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进步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量工人失业，马克思称为“相对过剩人口”。之所以说这种人口过剩是“相对的”，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其实足以供养这些人口，在绝对意义上他们并没有过剩；只不过，“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再需要雇佣那么多的劳动力，因而这些劳动人口相对于资本的需求就过剩了。

　　至于今日“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劳动”问题的底层逻辑与“机器排挤工人”别无二致。在资本统治下，虽然社会财富总量绝对地增加了，但普通劳动者并不能掌握这些财富，新增的劳动产品大量地归属于人口上占少数的生产资料所有者。虽然社会总劳动时间绝对地缩短了，但劳动者并未因此获得闲暇；相反，一部分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另一部分则继续保持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解放的可能性最终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即内卷、失业和贫困。这也就是“恩格斯停顿”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变形与实现。

　　总之，包括AI革命在内的一切科技革命都为人类社会创造了解放的物质条件，人们可以付出更少的劳动以获取更多的产品，从而享受更丰盈的自由时光。但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同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发生了矛盾，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者反而陷入了困境。这绝不是技术进步的产物，而是新兴技术在特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中的特殊后果。唯有超越资本逻辑的统治，才能真正破解科技革命浪潮中劳动者的困局。

　　以社会主义制度破解“停顿”困局。“恩格斯停顿”并不是统治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规律，而仅作为一种特殊规律适用于那些资本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社会主义制度也一定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超越“恩格斯停顿”，为探索劳动者美好生活作出更大贡献。就根本性的生产关系而言，必须夯实公有制基础，遏制资本增殖逻辑的无序扩张。资本逻辑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基础上的客观经济运行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追逐利润是资本的天性，无法通过道德说教的方式加以改变。面对新兴技术浪潮，资本总是倾向于排斥和牺牲劳动者的利益。因此，只有在各个领域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才能在一定范围内消弭技术革新对劳动者经济地位的冲击；也只有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才能为缓解劳动者的相应困境提供物质基础和根本保障。

　　就收入再分配机制而言，必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劳动者提供基本保障。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也必然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基于现实可知，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在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的关键时期，社会保障制度尤其需要为民生兜底、为经济减震，帮助受到冲击的劳动者在过渡期内获得稳定收入，避免出现尖锐的社会经济矛盾。

　　就劳动者个体发展路径而言，必须建立健全人工智能教育和培训体系，促进劳动者积极适应科技革命对新业态的要求。当前，人工智能尚未引发大规模的就业市场波动，但相关政策需要未雨绸缪。我们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教育质量，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更好地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切实防范规模性失业风险。在不远的将来，AI革命必然重塑劳动力市场。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中，必须通过政府和社会加大投资，为劳动者提供人工智能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变消极等待为积极融合，这是维护劳动者基本工作权利、保障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有效措施。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