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以下简称《文选》），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文选》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最权威、最系统的文本依据。连日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专家学者以《文选》出版为契机，从学理深度、历史厚度、实践向度和国际广度等维度，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脉络、理论体系、原创性贡献与实践品格展开深入学习研讨。大家一致认为，《文选》的出版发行，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理论丰碑

　　《文选》两卷之间呈现出怎样的分工与衔接？习近平文化思想经历了怎样的形成过程？吉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韩喜平对此进行了系统梳理。他表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提出的，以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为目的的科学思想体系。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思考到“第二个结合”，至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过程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文化自信的认识达到全新高度，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

　　《文选》中首次公开发表的内容，为学术界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多维度的理论增量，拓宽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建设的研究视角，呈现了关于文化自信自强的理论演进脉络，为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臧峰宇认为，这些“新增量”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建设的研究视角，呈现了关于文化自信自强的理论演进脉络，为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从文化强国建设到意识形态工作，从精神文明创建到文化体制改革，从文化遗产保护到文明交流互鉴，《文选》涵盖了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文选》始终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鲜明主题，形成了相互支撑、协同推进的整体布局。”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永贵谈道，这些内容包括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保证和方向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精神文明建设凝聚共同思想基础、强化价值引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文化遗产保护、中华文明历史研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赓续中华文脉、厚植文化根基；国际传播和文明交流互鉴则将文化发展的内在力量进一步转化为中华文化影响力。由此形成政治引领、价值塑造、文脉传承、创新发展、育人化人、传播交流相互贯通的系统结构，各领域既各有侧重又彼此赋能。

　　受访学者一致认为，《文选》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文化建设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邃思考和战略擘画，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根本遵循。

　　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体系

　　《文选》的文献价值和编纂逻辑。韩喜平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系统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突出了“文化领导权”“两个结合”“文化主体性”等标识性概念的系统性论述。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根据内容重点的表达需要，在《文选》中被分为《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两个部分。二是完整性。《文选》注重收录文献篇目的完整性，保留了许多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的原文全貌，对于准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原创性。《文选》选取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领域最具理论原创性、里程碑意义的著作，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从思想发展史高度突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集成的演进脉络，是文献编纂从“专题摘编”走向“思想专门文集”的范式创新。韩喜平认为，《文选》把文化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文明新形态贯通，拓展了文化建设的文明高度与世界视野。

　　臧峰宇说，《加快建设文化强国》一文明确了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阐明“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深刻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一文是新时代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行动指南。

　　《文选》中的标识性概念层层展开，构成了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入口。王永贵分析了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的文化使命等概念层层展开的内在逻辑。“文化自信把认识推进到文化发展‘何以自立’的问题，将对自身历史文化和发展道路的认同提升到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高度。文化主体性进一步回答‘由谁立足何种文化立场进行文化创造’，其形成离不开‘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所实现的思想解放和文化自觉。”王永贵表示，守正创新、赓续中华文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此基础上最终汇聚于新的文化使命。由此形成“文化自信—主体自觉—价值认同—创新创造—使命担当”的逻辑闭环。

　　受访学者表示，《文选》中的标识性概念既相互独立又紧密关联，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理论有机体，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

　　理论与实践创新的辩证运动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不仅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更是其生成演进的动力机制。“理论创新的每一次跃升，都发端于实践领域提出的新课题。”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先春表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本身就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过程。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既从时代之问中汲取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又以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引领新的文化实践，这一鲜明特征在《文选》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阐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对“第二个结合”作出本体论层面的系统阐发。

　　《文选》完整展现了“第二个结合”的思想生成逻辑，系统阐释了魂脉与根脉、守正与创新、“体”与“用”的辩证统一关系，为“第二个结合”的学理化阐释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文本基础。臧峰宇表示，深刻阐明“文化领导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标识性概念，阐明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传统与时代品格，把握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实践逻辑，有助于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今天，我们要深入研读《文选》，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要义与时代精神，阐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使命，从中彰显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促进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

　　要真正把《文选》“读厚、讲活、用实”。在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李庚香看来，“读厚”重在以大历史观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中华文明史、中国近代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加强学理阐释；“讲活”重在创新话语表达，面向青年群体、社会大众创新阐释形式，把深刻的道理转化为鲜活生动、接地气的表达；“用实”重在知行合一，聚焦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现实课题开展对策研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方案。围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要求、基础理论、学术内涵、基本原则、机遇挑战、实践路径等深化研究，持续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度融入相关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

　　不断开拓研究阐释新空间

　　系统把握《文选》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品格，开拓研究阐释新空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李庚香提出，学术界亟须从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重要原创性贡献，以及蕴含的鲜明理论品格三个方面重点发力。在理论阐释层面，要充分运用各学科资源、方法，深入研究阐释“文化主体性”“文化领导权”“文明交流互鉴”“两个结合”等标识性概念、原理性理论和原创性贡献；在实践应用层面，要聚焦“七个着力”重大要求，围绕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践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研究，把理论转化为可落地的政策思路、工作举措；在国际传播层面，要聚焦增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研究中国话语的对外转译体系、分众化国际传播策略、全球文明倡议的实践路径，探索既坚守中国立场又适配海外受众的叙事范式。

　　刘先春从三个维度阐述了如何以《文选》为根本遵循，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文化知识体系。其一，范畴提炼。从《文选》中萃取“文化主体性”“文明互鉴”等标识性概念，科学厘定其内涵、外延及内在关联，破除西方现代性、普世价值等范畴对中国经验的理论遮蔽。其二，方法论重构。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方法，将唯物辩证法与中华传统文化中“体用”“知行”等思维范畴有机融合，实现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超越西方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其三，体系化建构。以《文选》所载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实践为逻辑起点，以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逻辑为参照，建构涵盖文化本质论、价值论和实践论的完整学理体系。

　　《文选》的出版，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权威教材和根本遵循。站在新的起点上，哲学社会科学界正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学术自信，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认识，在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和大众化传播的协同推进中，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社科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赵徐州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段丹洁、吴楠、张清俐参与采访）